论演说家《论演说家》的意图

西塞罗于公元前54年开始创作《论演说家》一书，完成于公元前46年。 这部历经八年而最终完稿的著作是西塞罗晚年体大精深的作品。但是在传统的政治哲学史家笔下，《论演说家》内容中值得关注的仅是对亚里士多德演说术的发挥以及罗马市民法两部分。但是在细致的分析了全书结构之后，我们就不宜将其简单的视作一部关于讨论演说术的对话录，而应将其视作身处“后三头”政治斗争漩涡中的西塞罗在梳理完大量学说后，给予罗马公民的一件精致的“礼物”。

在第一卷的第八节处，主要谈话者克拉苏斯阐述了演说家和演说术的重要性，其甚至将城邦和立法的起源归功由于演说术，从而极大的拔高了演说家在城邦中的地位。[1，30—34] 他最后概括道：

我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1，34]

但是，斯凯沃拉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而指出了言辞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荣誉也能造成灾难。[1，36—38]而法律，风习则显然不是演说家的发明。[1，39]此外，演说家也不必讨论一切，只要守好本分。[1，41—4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凯沃拉的占卜官身份，其身为具有神性的城邦守护者，一切考虑必然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他的发言也将城邦中的个人限定在被允许的政治生活之内。从而可以说，不是通常认为的克拉苏斯而是占卜官斯凯沃拉奠定了谈话的基本平台。在认识到前面说法的危险性之后，克拉苏斯做出了明显的让步，即认为演说术仅是一门技艺。“只有感人、优美、符合人们的感性和思想的演说才属于演说家”[1，54]至于哲学等问题则应该交给哲学家讨论，演说术只令哲学问题表述得更令人信服、愉快。[1，57]业已向斯凯沃拉妥协的克拉苏斯对演说家进行了不同前述的定位：“演说家乃是对任何需要用语言说明的问题都能充满智慧地、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令人难忘地、以一定的尊严进行讲演的人。”[1，64]

在将演说家限定在政治生活允许的范围内之后，克拉苏斯开始讨论其心目中的理想型演说家。可以说，在克拉苏斯的描述下，这一理想型的演说家俨然是一副“哲人王”的派头。令人注意的是，另一位主要谈话者，并且常与克拉苏斯唱反调的安托尼乌斯也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理想型的演说家。这种相似性其实是不难理解，因为在开篇处作者就明确的写道：“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一位与克拉苏斯在国家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观点。”[1，24]但是，西塞罗为何在此处安排克拉苏斯提出理想型演说家呢。如果，我们注意以下第二十二节便可以明白西塞罗的用意，因为两名青年政治家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就在克拉苏斯的身边聆听谈话，而且他们急切的希望克拉苏斯能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论述。而克氏无疑希望青年政治家们能成为理想型的演说家，因为这对于国家政治的安定是有好处的。如果，将单纯的技艺授给了青年政治家，那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克拉苏斯在回答两位年轻人关于是否存在演说术的问题时，再一次与斯凯沃拉站在一起，而指出根本不存在演说术，[1，102—107]并严厉的指责了狂妄的演说家。[1，119—122]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出，克拉苏斯言说的教诲意义，而其谈话对象则显然是青年政治家们。如果看一下第二十八节中克拉苏斯关于完美的言说，即：

演说家需要做到的不是什么别的，只能是最高的完善，只能是最大的完善，只能是极度的合适，只能是要使所有听众感动，使所有的听众娱悦。[1，130]

那我们更能明白克拉苏斯的用意了。

面对着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的继续发问，克拉苏斯也丰满着自己关于理想型演说家的定义。值得重视的是，克拉苏斯对法律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同时明确的要求演说家的重要任务是精通法律。[1，172—184]通常来说，这一部份被视作对罗马市民法的论述，从而激起了法学研究者的兴趣，而正是这份兴趣，该部分被抽离出文本，置于法学的研究框架中加以认识。这样一种倾向无疑破坏了西塞罗的精心安排，并忽视了其特殊的用意。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的重点其实是对法律至高无上地位的渲染，[1，193—195]并将其与自然和德性相联系。[1，200]这些都意在指出法律是城邦的灵魂，而谈话对象即青年政治家们无疑要接受和服从法律的制约，即将所有的政治行为限定在法律的原则之内。只有将此段理解为克拉苏斯的教诲，才不至于破坏谈话录的整体性。此外，斯凯沃拉在四十七节中说到：“如果有人在他的劝告下已经充分地渴望认识美德，那么他的工作便已经完了。”[1，204]同时，克氏自己也说到：“我由于为了能更容易一些把你们留在这里，已经更多地尊从你们的愿望，而不是按我自己的习惯和天性。”[1，206] 因此，我们更能确信克拉苏斯的工作只是劝告，只是教诲。

在第四十八节，安托尼乌斯开始言说，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安氏的言说并不基于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的发问，而是由克拉苏斯推出。由此可知，言说对象在安氏的谈话中似乎出现了改变。

安氏对演说家的界定中首先回顾了一下克氏的说法，值得重视的是，他明确的点明了克氏言说的意图，即“把管理国家的船柄也交给了演说家。”从而更加验证了笔者在之前提出的看法，即克氏意在教化青年政治家，并为其树立理想型的榜样，希望他们合理的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之后，安氏开始对言说家任务进行新的界定。在此过程中，他对哲学对演说家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从而借着对斯多亚和学院派哲学进行讽刺的机会[1，220—223]，贬损了沉醉于哲学思辨的生活方式。[1，224—231]但是回顾前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二十节处安托尼乌斯同意学院派哲学家卡尔达马斯的观点，即将认识哲学置于所有活动的首位。[11，94]由此可知，安托尼乌斯在此的言说是言不由衷的，教化沉醉于哲学思辨而忽视了实际政治生活的公民是其的主要工作。此外，克拉苏斯在六十二节中又说道：

安托尼乌斯，你为我们想象的演说家只是一个什么工匠，或许你真正持有的是另一种观点，只是你现在采用了你反驳对手时惊人地高超技巧，从来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你。[1，263]

从而，我们更能确信安托尼乌斯的言不由衷了。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西塞罗在《论演说家》的第一卷中预设了两种读者：青年政治家和沉醉于哲学思辨中的公民。西塞罗作品的两重性也得以显现。

在第二卷中，斯凯沃拉并没参加，凯撒和卡图卢斯两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则加入其中。而值得注意的是，斯凯沃拉的离开其实暗示着这部分的谈话无需占卜官来设定平台，即所有的谈话皆处于政治生活的可能限度之内，演说术也必然被置于现实政治之中来加以讨论，因此该卷也是全书的重点。在该卷的开始，安氏便表明了自己对理论的拒斥，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演说术若是凭借才能，那会很有成效，若是凭借理论，便会平庸。”[2，30]在之后，他甚至说道：

斯多葛派哲学家帮助不了我们，因为他不教导怎样找到我需要的东西，而且甚至还妨碍我们，因为他想出了许多他自己也承认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不是清楚的，不是展开的和平稳的，而是贫乏的、枯燥的、简单的、微不足道的类型。[2，159]

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卡图卢斯也频频对安氏的言说表示认同，[2，48、50]并指出实际政治生活中，演说家面对理论和实践应有的态度。

该卷论述的重点开始于四十二节，在此安托尼乌斯指出：

对于演说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发表演讲时能博得听众的赞赏，能使听众陷入主要是由心灵的某种冲动和兴奋支配，而不是由判断和理智支配的激动更重要。[2，178]

这段关于任务的言说直抵现实政治生活中演说术的实质，即其并非是一门关于诉说或论证真理的技艺，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工具。点出这一关键问题之后，安氏开始休息，[2，234]谈话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凯撒，即由他来谈论关于嘲讽的问题。这依旧是接续着怎样引导观众的讨论。在这样一种谈论平台上，第一卷中的理想型演说家无疑是不存在的，安氏也反复强调着自己并不负责对完美进行论述。[2，298、306]他言谈中的演说家只是一般的，普通的，更重要的是实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而既然已处于政治生活之中，那“义”和“利”，“正义”和“非正义”的矛盾则得以凸显。[2，335]演说家的职责只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其进行疏导。另外，在民众面前，演说家又要颂扬德性，[2，342]维持“义”的无上性。[2，343]这种看似矛盾的言说，其实都直指一个问题，即政治生活中的演说家应是怎样的。但是，这样一种现实化的理解无疑是具有危险性的，在最后一卷之中，我们便能看到这种技艺的危害。

在最后一卷的开始，西塞罗便描述了青年政治家苏尔皮基乌斯成为保民官后的行为：

苏尔皮基乌斯，他也陷入了那种憎恨的烈焰，在担任保民官之后，立即开始剥夺那些他在未担任职务前曾与其处于非常亲密的友谊之中的人们的一切职务，从而尽管他在演说方面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后来还是用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轻率受到了惩罚，国家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3，11]

如果我们足够仔细的话，便能看到在第二卷谈话中苏尔皮基乌斯始终在聆听，同时还不时表现出对能够引导听众的技艺本身的兴趣。[2，231、367]从而为我们揭示了第二卷内容对于还未被完全教化的青年政治家的危险性。因此，西塞罗在最后一卷中安排了又一次教化，从而暗示了教导青年政治家的艰难，并告诫教化者不可懈怠，更重要的是：指出什么样的技艺是应该率先教给青年政治家的。而在此之后，作者指出克拉苏斯谈话前的演说状态则更能证明克氏在此的谈话，是有一定目的的，是要引导既定的对象的。[3，17]在之后的论述中，克拉苏斯始终强调着技艺与智慧和正直，[3，55]正确的认识与语言，[3，61]言语和德性都是不可分离的，[3，72]并再一次提出了理想型演说家的定义：

他们撰著论述诉讼类型，论述引言，然而真正的演说术的力量却如此伟大，它包含对所有事物、德性、义务和支配人们的习俗、心灵、生活的一切自然规律的根源、能力和变化的认识，确定习俗、法律、权力。领导国家，能对有关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优美、丰富的进行阐述。[3，76]

同时还指出哲学适合于任何一个人，希望青年们对其进行探索。[3，79]此外，他还举例说明了拥有智慧者应该投身政治于生活之中。[3，133—135]这些无疑都是对青年政治家们的教导。而其理想性也是十分显著的，科塔便认为克氏的言说“把你吹离陆地，送到海上”。

谈完了对演说家的定位之后，克拉苏斯为了兑现诺言[2，367]不得不对演说辞的润色进行讨论。[3，148]但是，有一个细节是值得被注意的，即克氏谈论演说辞润色是正好伴随着太阳的下降，[3，209]从而暗示了对这一话题的贬损。到了全书的最后，克拉苏斯还不忘对青年政治家的教诲：

科塔啊，还有你，苏尔皮基乌斯，你们更应该勤奋，更应该努力。要知道，由你们这一代成长的不应该是那种平庸的演说家，而应该是那种非常敏锐的智慧、炽热的学习热情、高度的学识修养、罕见的记忆力的演说家。[3，230]

至此我们通观全书，便能够较为清晰的明了西塞罗的意图了。可以说在该书中，西塞罗预设了三种读者：青年政治家，沉醉于哲学生活中的公民，富有经验的老年政治家，从而呈现出一种多重性的复调结构。其中的重点无疑是对青年政治家的教诲，而第三卷开篇处记述的克拉苏斯之死则又说明了在动荡时局中教诲者的不易，或许其中也包含着西塞罗自身的感悟，从而为整部作品添上了一抹淡淡的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