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简体字版序～作者：黄俊杰》

《中国孟学诠释史论》这部书，原是我旧著《孟学思想史论》第二卷，1997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正体字本。这部书论述两千多年间中国思想家对孟子学的解释内容，归纳中国孟子诠释史所见之解释学的类型及其特质。本书内容原是独立的整体，现在趁着改名为《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出版简体字版，与广大的大陆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就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这个领域，略谈我近年来的一些粗浅的想法。

中国思想史源远流长，波涛壮阔，经典解释不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也是中国思想发展日新又新的内在动力。这个历史悠久的经典解释传统，潜藏着能量巨大的学术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出新解于陈篇。开发中国经典解释学传统的方法，当然可以多元多样，一隅不足以举之，其中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数量庞大的经典注疏文字，梳理出中国经典解释学的特质及其“未经明言的”(Michael Polanyi所谓“tacit”)方法论基础或解释策略。《中国孟学诠释史论》这部书，就是扣紧两千年来中国思想家对《孟子》这部经典的解释，分析中国儒家经典解释学的内涵及其特色。类似的研究方法与操作方式，不仅可以施之于《孟子》解释史研究，而且也可以施之于《论语》、《大学》、《中庸》或其他的中国文化经典解释史研究。

中国经典解释史之所以潜藏这种丰富的学术资源，原因甚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经典文本的内容伟大而深刻，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经典最恰当的描述，所以，后代的经典解读者温故就可以知新，体验经典作者的心志于千百载之后，而成为经典作者之异代知音。举例言之，孔子(前551～前479)毕生慕道求道，欣夕死于朝闻，以“道不行”而有心“乘桴桴于海”。孔子求道心志之坚之笃，使他的学生深叹欲从而未由。一部《论语》正是先秦孔门师生求道向道的心路历程的实录，孔子两度以“一以贯之”形容他终生所抱持的“道”。在《论语》解释史上，历代解读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解释众说纷坛，这固然与解读者个人之思想倾向、方法论立场以及时代思想氛围有关，但是，在《论语》文本中孔子之言的模糊性，也为后代诠释者保留了极大的诠释空间。孔子在春秋时代(前722～前481)以“吾道一以贯之”一语，自述他艰难的心路历程。暂且不论孔子的话语是否能如实地“再现”(represent)“实在”(reality)，但是，后代解读者未必分享孔子的心路历程，未曾走过孔子的精神进境，而说解纷纭，其不流于“对塔说相轮”者几希?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是一种体验之学或所谓“生命的学问”，但是，每位解读者之生命历程与体道经验各有不同，各从互异角度切入，此所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诠释，历两千而无法“定于一”。但再从更深一层来看，正因为历代之诠释无法“定于一”，所以各种诠释典范之间之“创造的紧张性”，乃成为中国儒学思想史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我们再扩大视野来看整个东亚思想世界中儒家经典解释史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经典实在是东亚思想发展的公分母。在数千年东亚历史的转型期中，经典解释的变迁一直在文化变迁中发生指针性的作用。我近年来研究德川时代(1600～1868)日本儒者对《论语》与《孟子》的解释就发现：中国儒家经典中许多价值理念如“夷夏之防”、“民贵君轻”等，在传到日本与朝鲜之后，就会在中华文化价值与日韩地域特性之间，产生某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论语》中“道”，德川儒者理解为“先王之道”，这种新解释减低了如果“王”与“道”不合一的状况下，儒者所面对的抉择的困境。孔子与孟子都体认“道”虽然孤行而不殆，永存而不亡，但在历史进程中并不必然落实在“王”者的政治施设之中，万一“道”不被“王”所实践或甚至被“王”所出卖，孔子自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甚至鼓吹诸侯起而统一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易姓革命，使“王道”政治重见天日于人间。孔孟这种政治思想对德川日本政治体制，仍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德川儒者以“先王之道”解孔子的“道”，可以说拆除了孔子政治思想中可能引爆的雷管，使《论语》更能融人德川政治社会之中。此外，《论语》中所见的“夷夏之防”这项价值理念，也历经日本儒者赋予新诠释，他们以“文化认同”解构“夷夏之防”中的“政治认同”，从而使日本读者诵读《论语》而心无里碍。

但是，孟子其人及其书的状况则远较孔子与《论语》复杂。孟子高举“汤武放伐”“易姓革命”的大纛于战国季世，他高唱人民胜利进行曲，虽然千百年来如惊涛拍岸，一直是东亚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乡愁，但是，孟子的政治理想主义却使得掌握权力的东亚帝王惊怖其河汉无极，许多日本儒者批判挞伐不遗余力，指孟子为“乱圣人之道…‘仁义之贼……圣人之大罪人”(高松芳孙：《正学指要》，收入《日本儒林丛书》第¨册，第48、49页)者有之，甚至亦有20世纪汉学家对“中国国体易姓革命之不幸”(宇野哲人著，张学锋译《中国文明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第194页)不胜其哀惋之情!孟子其人及其思想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之间实存有高度紧张性。这是在中日思想交流史上，《论语》远较《孟子》更能为日本儒者接受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数千年来东亚儒家经典的解读者，在解读经典时所展现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解读者多元多样的思维方式之中，常常展现不同程度的“即存在以论本质”的思想倾向。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中国思想家常常在“存在”中掌握“本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思想家都尚具体而不喜蹈空，崇实测而不尚冥思，体孔子“一贯之道”于人伦日用之间。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之实践诠释学(praxis hermeneutics)意涵远过于其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之意涵。东亚思想家解经的方法固然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方法都与“史实”思想传统有其深刻之关系。以“实学”为特征的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一种类型就是诠释学作为政治学出现。例如孟子到处号召诸侯统一中国。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宋朝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些批评孟子的人，是以骂孟子为手段在骂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宣称是当代的孟子。另一种类型是诠释学作为个人心路历程的表述，例如朱子与阳明虽然是在解释《大学》、《中庸》，但实际上是在讲，自已的心路历程。第三种类型是诠释学作为护教学。许多思想家重新解释《论语》，是因为有心于拨乱反正，通过重新解释经典而“解释世界”，更有心于“改变世界”。在东亚儒家的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的解释绝对不是一种“概念的游戏”，而是现实世界中行动方案的规划。在东亚儒者的解经事业之中，“是什么”与“应如何”深刻地合而为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通贯而为一体，“回顾性的”的儒家经典诠释行动与“展望性的”对未来的提案，也融合无间。我这部《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写作的原初用意，就是希望探索上述儒家诠释传统的几个侧面，以作为进一步研究东亚儒学诠释学的基础。

这部书现在发行简体字版，我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如果没有谢社长以及文献出版社同仁的努力，这部书就无缘与大陆读者见面。我也要感谢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出版委员会，同意授权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简体字本。台北的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江显新执行长、李雪莹小姐与丘淑绢小姐协调本书出版事宜，至为辛劳，我衷心感谢。我以虔敬的心情，祈请广大的读者随时指正。

黄俊杰

序于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

2003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