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偶像《心中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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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午，空气中没有梅子时节的憋闷和潮湿，从窗口闯入室内的习习凉风像海风般清新怡人、静默和安详。我本该在这样的气氛下看一部淡雅轻松的电影，比如说《菊次郎的夏天》，或者《冬冬的假期》，但是现实中，我一边坚持读着这堆缺乏幽默感的文字，一边打着哈欠，就在传记作者屡屡点到桑塔格本人缺乏幽默感的同时。我合上《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如同上完了语调低平、索然寡味、絮絮叨叨的老夫子的公共课。

这本传记中最惹非议的可能是桑塔格的性取向问题，它花了很大功夫把桑塔格身边的红男绿女细数了一遍。似乎呈现出桑塔格私生活的角角落落，便等于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桑塔格。传记中的桑塔格不愿或拒绝出柜，桑塔格的解释是“就像我不想多谈我的精神生活一样，我也不想多谈我的性生活。它……太过复杂，谈到末了听上去总是乏味得很。”传记作者却执意要谈她复杂的性生活，“完全避而不谈她的性取向似乎是一个残酷的选择，它使得桑塔格的作品更加成问题，也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情形更加远离她的时代。”个中逻辑是——只有采用捕风捉影传记法，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者的精神生活。

但结果正像桑塔格所预料到的那样：我们对她的私生活了解越多，对她的偶像身份便失望越多。她是时代的icon，她趾高气昂，旁若无人，才华横溢，口若悬河。她为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裂痕搭建了一座平台，并在上面走秀，镁光灯打在她亘古不变的黑衣和靴子上。有时候，带着她的儿子戴维•里夫一同走秀，在苏珊土星的光环照耀下戴维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单亲母亲苏珊在秀场上散发出智慧和魅力，而时近时远的这种神秘最终为她赢得了icon的封号。

“她清楚自己外表的魅力，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但是，她也清楚靠形象来提升其作品所包含的危险，她的目标是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而这一形象有着颠覆这一目标的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她成功地在美貌智慧之间保持住那种微妙的平衡，……她能这样做， 其途径是将生活分隔开来，使自身与其公开亮相相分离。”（259页）她必须使得公共形象和私人生活保持距离。而指出这一点，也是这本传记最鲜明的特点。勇气可嘉。然而对于无数读者来说，本以为能看到偶像生平如何奇谲曲折不同凡人，看到最后，却得到了个去偶像化的结果。太不讨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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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歌功颂德、把偶像变得更偶像的写法，最适合出现在讣告中。比如《卫报》的讣告标题“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黑女郎，一位将文化视野再导向的美学家”（这意味着——她在文化上认同欧洲审美趣味）。《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克格拉斯“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略知一二”（——她是一个不仅思想深刻又有个人魅力的女性知识分子）。龙应台则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她“极为独特的。博学多才，而对公共责任又一肩扛起，也是一个罕见的档案”（——她是一个胸怀天下有话直说唤起民众呼声的自由女性斗士）。

上面几则讣告罗生门使用是苏珊•桑塔格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评论写法：六经注我，借题发挥。在采访中，她坦言她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是一本伪装起来的自传，“她紧扣的是他们的生活与作品中那些直接诉诸她本人感受力的层面。”

在反对桑塔格的阵营中，有一位叫瓦尔特•肯德里克的人。1982年他在《国家》杂志评论《苏珊•桑塔格读本》一书：“她的思想质量与她在美国文学界享有的卓越地位是不相称的”，“她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她的出版商对她又那样敬畏，因此，我只能假设与一大批不露面的读者在如饥似渴地等带着桑塔格的珍品出来。如果真有这些读者，那么，他们的敬重就是桑塔格惟一取得的成就，当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也是对美国文学界的批评，其尖锐程度远远超过她写过的所有文章。”

当然，肯德里克的这番厥词一经放出就掀起了阵阵波澜。他对这位“美国偶像”的只言片语，其讽刺程度可能比《铸就偶像》这样一本近四百页的皇皇巨著来得更加猛烈。桑塔格的儿子戴维致电《国家》杂志编辑，理论此文，而文学编辑说肯德里克的这篇评论是她收到过的“最好的稿件之一”，此事以戴维接受杂志方的诚挚歉意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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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愿走学院派路线，而是想要将大众文化和学术界之间的天堑变为通途，正如她为《时尚》杂志和《党派评论》同时撰写评论。在她面前，世界永远只有一个。她17岁结婚，18岁获学士学位，19岁诞下爱子，20岁在康涅狄格大学注册读英语研究生，21岁辗转去哈佛读书，22岁攻读哲学研究生。1957年，24岁的她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在神学家保罗•蒂利克的力荐下，得以在奖学金的支持下在牛津大学安妮学院读书一年，博士论文题为《伦理的形而上学推测》。

桑塔格的形象定格在六十年代，那个闪光的、色彩纷呈的时代。“六十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59页）1966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论文集《反对阐释》，由于此书惊人的畅销，善于模糊雅俗之分的桑塔格为出版商带来了一系列文学畅销效应，普及了那些更为响亮的名字：艾利亚斯•卡内蒂、丹尼斯•契斯、罗伯特•瓦尔泽、罗兰•巴特。

桑塔格对感性对象的着迷，是跟现代哲学的兴趣点同步的。现代哲学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埋头解决同样的难题。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艺术是对理念的模仿。在古典哲学历史上，感性被理解为理性的再现，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拥有哲学背景的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当然可以语气笃定地这样说：“西方对艺术的全部意识和思考，都一直局限于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所圈定的范围。”

艺术自身能够说话，感性对象自身就有意义，这种观点一看起来就是艺术家、作家们积极倡导的。而哲学家则区分出感性纯形式。哲学上对感性形式的赞美首先是对情感的歌颂开始的。这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时期。黑暗的中世纪过后，人们终于从宗教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沉湎于找到自我的狂喜中。这个狂妄的“自我”企图打碎神龛，挣脱理性的捆绑。他们的浪漫并非镜花水月，而是搁置理性，寄居在诗歌的形式上。于是伟大的诗人出现了：荷尔德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个个耀眼夺目。当哲学家捕捉到这种精神，便出现了黑格尔的感性版——克尔凯郭尔，大勇无畏的尼采，以及为表象世界正名的叔本华。但是他们都还没有针对具体艺术的正当性提出见解。只有跨学科的、有丰富经历投身于具体艺术的研究者才能将哲学理论和具体作品合二为一。这样的人中有桑塔格，有瓦尔特•本雅明、福柯、伽达默尔、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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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正如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引用的这句劳伦斯的名言，我们爱的桑塔格就是故事里的那个她，而不是也不需要是她本人。

我们回首往事，往往发现在某个瞬间充盈着着幸福的先机。传记中，桑塔格最迷人的时刻并非是功成名就了的满足感，也不是她拗出的无数款流芳百世的照片造型，而是当她攻读着无望毕业的哲学博士，她对自己心中蓄势待发的火山必将喷涌而出的信念。“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对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然后便得到她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