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贵族还是懦夫？》

罗豫/文

日本人若有若无的气力，常常会经由一个偏狭得几近病态的出口，走向某种极端。名作家太宰治也可以粗粗搭上这一脉。新近集《斜阳》、《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三部名作于一书的重庆版《斜阳》，三个故事里都有一个颓废而有文化的年轻男贵族。这发生在一个还挺不错的小说家身上，算是件遗憾的事。但这类人物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读者和评论者可以借此机会，一窥太宰治心中那个解不开的结。

太宰治的家庭算是“外省大地主”，虽生在贵族没落的时代，他对贵族文化却是一往情深的——似既出于生活条件的优越，也出于智力和文化上的精英意识。“‘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似乎是物质条件的分野，决定了精神问题的不同种类：“实用性的苦恼，仅仅依靠吃饭就此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这才是最为强烈的痛苦……尽管如此，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竟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软弱、萎靡、丧失生活能力、疯狂甚至自杀，仿佛三个人物都只是太宰治自己的投影。国内近几年来，也有不少家庭条件优越少年的精神问题甚至自杀案例，他们的父母多是思想简单艰苦创业的一代，对儿女的问题简直无从想象，太宰治的这一划分，恰好说中了两代人身上的某种重要差异。不难理解为何太宰治在年轻一代中拥有可观的粉丝群，而他的作品甚至被算作“青春文学”。

和这种贵族思维想伴的思考，让太宰治借角色之口对二十世纪的社会问题做了诊断：“人都是一样的。……这句奇怪的话……一定是酒馆里丑男子骂美男子的话。……却装做带点思想的意味在民众中传播。……这句话实在既猥琐又可怕，它使人相互感到戒惧，一切思想都遭到亵渎，所有努力都受到嘲笑，幸福被否定，美貌被糟蹋，名誉被玷辱，所谓‘世纪之不安’，我认为都是由这一句奇怪的话引起的。”

太宰治的贵族情结，在文学上，颇多地表现为对细敏和优雅的追求。《斜阳》中，母女二人坐在池塘亭子里赏月谈笑，母亲——最后的贵族“霍地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茂密的胡枝子丛里，又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她白净娇艳的脸，微微地笑着说：‘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在折花，’我回答说。母亲却轻轻地笑出声来说：‘我在小便哪。’”除了颓废的文青，太宰治有自己的理想贵族形象。他对贵族没落的惋惜之情，是一种美学感受而非社会学感受。

有趣的是，太宰治笔下的堕落青年身边，总能见到坚忍不屈的女性。太宰治对这类女性似乎也很有好感。《斜阳》和《维庸之妻》都是以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而《维庸之妻》倘若匿名发表，或许会被理论家们推为女性主义典范。对于贵族男性的颓废，太宰治鄙夷和嘲讽的力度，似乎并不比辩解和同情轻，尤其旁边有女性做对比时。可以想象太宰治对自己，也是多有怨恨和鄙夷的，而女性，无论是肉体还是性情，大概都是太宰治暂缓生命之痛的药剂。或许正是由此，他在做自杀这件最最私人化的事情时，不忘拉上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