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维亚尔文集《一块牛皮大的地（2）》

撒尼人中的洋人

当法国传教士罗勒拿从云南进入西藏的察瓦龙地界，用每年十六两银子的代价租下博木噶山谷的第二年，即1855年3月，一个叫做保禄.费利克斯.维亚尔（Paul Felix Angele Vial）的男孩在法国圣.布鲁诺教区的窝瓦龙出生了。1876年，保禄.维亚尔进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学院，于三年后被任命为神父，派往中国的云南。

保禄.维亚尔先到昭通的盐津学习汉语和当地文化，继而到大理的漾濞传教五年。1885年至86年，他在离昆明不远的嵩明管理一个小教区。那时中法战争刚过，当地汉人对法国人的敌视四处弥漫，以致保禄.维亚尔“决定到新的地方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新信徒。”1886年，他到了路南州，在集市上第一次见到了“倮倮”（今称彝族，当地为撒尼支系）：

“第三天早晨我叫人把一张桌子搬到旅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我带着一壶茶和一架望远镜，在桌边安顿下来。

大家开始围观，先是几个汉人，后来倮倮男女越来越多，男子均穿短衣，女子身穿彩虹五色。大家在不远的地方站着，神色十分惊讶，还稍微有点恐惧。可叹当时我不懂倮倮语，不能同他们谈话。

但是那一张张正直、天真、温和的面孔简直把我征服了！当时我就默默祈求上帝，请他把这些天真的灵魂赐给我，从他们粗犷的外表，我已窥见到他们那朴实的心灵。”

这篇文字在法国以“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的名称发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身路南的撒尼学者黄建明获得包括此文在内的几篇保禄.维亚尔的作品，便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巴黎天主教外方教会和许多人的帮助下收集相关资料，翻译出版了《保禄.维亚尔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从这本书里，保禄.维亚尔生动地讲述了他结识倮倮人之后，以毕生精力在他们中间传播福音的经过。

1887年，深受倮倮人吸引的保禄.维亚尔又来到路南，在一个叫天生关的地方住下，并有十家汉人在他面前入了教。然而，住所的问题依然给他带来诸多烦恼：

“第一件事是找个落脚之地。我很快找到了一间空着的大马厩，和主人讨价还价，确定了租金，立即付了现钱住下。空旷的马厩只住了我一个人。汉人动作迟缓，想不到我行动这么敏捷。

过了几天，房主人被天生关的头人传讯了，被狠狠地训了一顿，原因是他居然斗胆让一个欧洲人住在他家。他接到命令应立刻退回房钱，把我赶出去。”

在那个时代，大江南北到处都发生着传教士与当地居民争夺土地的教案。保禄•维亚尔虽然在天生关坚持住了下来，但他决心远离汉人敌视的目光，寻找进入倮倮部落的机会。1887年，他再次到天生关。有个教民带来一个想入教的撒尼汉子，保禄•维亚尔跟他到了他的家，坐落在今石林县（原叫路南）附近的路美邑。一见到这个有一百二十户人家的美丽村庄，保禄•维亚尔即刻认定：“感谢上苍！我终于找到了立足点，上帝又拥有了一群新的信徒。”不久，他把住所搬到路美邑，定居下来。初见的直觉，以及之后在撒尼和阿细等倮倮部落的旅行，使保罗•维亚尔对汉人和彝人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看法，“云南的倮倮部落”中有一段描写讲得特别清楚：

“汉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精明，拐弯抹角，带功利性。汉人是被迫才当农民的，本性上原是商人。一旦觉得有希望获利，就会扔掉锄头去追求金钱。他清楚自己发不了财，甚至会倾家荡产，但依然要投机。

倮倮人则相反，他们的聪明是直来直去的，不会屈身于生意场上的投机，他们喜爱的是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高呼‘自由万岁’，却充分享受着自由。

。。。。。。

当汉人到处活动，想尽办法追求财富时，撒尼人爱自己的村寨，爱自己的家园，爱自己的家庭。一旦离开家园，他们就会无所适从，无法生活下去。他们那里的山峦一旦从眼中消失，他们就会被思乡之情所折磨。”

保禄•维亚尔对倮倮如此偏爱，使得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他的传记中做出这样的评价：

“他爱得太过分，爱得太宽容了，以至于看不到倮倮的缺点。在他眼里，倮倮身上全是优点，他喜欢把他们与汉人作比较，把他们看得比汉人高出许多，不是高出一点，而是十点，百点。”

这或许就是他的秘诀，因这种偏爱，保禄•维亚尔很快被撒尼人和阿细人接受。他在信中称他们为“亲爱的倮倮，”“我的倮倮孩子”，他们则叫他“神父，”开初用的是汉语“邓神父”，或更亲热的“老邓神父”，因为他的汉文姓名是“邓明德”。不久，保禄•维亚尔把倮倮话的“精神”(se)和“父亲”(ba)组合起来，创造了“色巴”(seba)这个倮倮词汇来代替汉语的“神父”，被村民们叫开了。伴随着一个新的命名，“我开始全面倮倮化，不仅是我的心，而且我的习惯和语言也日益与他们融合。”他学习倮倮文字，用撒尼和阿细语讲道，到路美邑的第二年，村里就有五十户人家皈依了天主教。

随着信徒的增多，建立教堂成了大家最关注的事情：

“我在路美邑住了两年，两年都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总想尽快有一个清洁宽敞的住宅。

基督徒们对我说：‘神父，你不盖教堂，这说明你不愿意长期住在我们这里！’

这话我听了上百次，总在耳边缭绕，但福鲁伊大主教还想等一段时间。他说：‘咱们开始进展得不错，但谁能肯定它不会是昙花一现呢？’”

终于等来了那一天，保禄•维亚尔得到一块地皮，于1895年盖起了占地七十多亩的路美邑教堂，不仅有礼拜的地方，有壮丽的石雕拱门，还有学校、住所、厨房、马厩和小花园。之后，他又在青山口、维则、冒水洞、大湾箐等许多村子建了教堂。从1887年到解放前夕，保禄•维亚尔和他的继任者在路南地区建立了近二十座教堂，发展信徒约八千人，人数占昆明教区信徒总数的百分之五十（见赵德光“天主教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传播”，载《石林彝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09年1月6日，我从昆明搭中巴车，经两个小时到达石林县的路美邑镇（也是行政村）。司机是本地人，知道我此行要考察当地的天主教，便特意把车子停在教堂门口。这座天主教堂就靠公路边，铁门紧锁，找掌管钥匙的看门人不得见，我只好隔着铁栅栏朝里面张望。教堂显然是新建的，茶色的玻璃窗和玻璃门，橘黄色的琉璃瓦。两层高的屋顶上，一对白色的天使拱卫着十字架。塔楼的墙上镶嵌着金色的字：

CATHOLIC CHURCH

天主慈悲堂

这奠基于同一片土地上的CHURCH，已非保禄.维亚尔当年盖的那一座。

我此刻最想了解的是，在路美邑和其他撒尼人的村子，保禄•维亚尔是怎么获得盖教堂所需的土地的？在他写的“百年前的云南彝族”这篇文章里，我找到一段路美邑教堂建立经过的描述：

“法国有一位虔诚而慷慨的信徒，愿意捐钱盖起撒尼的第一座教堂，条件是该教堂要以圣徒贝诺瓦的名字为主保。我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当然十分高兴，只等批准了。最后得到大主教的慈允。我早就瞄准了一块地皮，那地方十分宽敞，又俯览全村。但在中国，看到梨子和吃到梨子可是两回事儿。我几经协商，地价仍然降不下来，只好另外找一块地皮。我正在想圣主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容身之地，而另一块地皮已找到了。讲好了价，也打算写契，但地主又反悔了，他害怕把地卖给外国人，怕得昏了头。我不得已转而与第一块地的地主协商。奇迹出现了！他竟降价以求，接受了我的数目。双方丈量了面积，称了银子，签了契约。为了使这笔买卖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我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平整了土地。好了，我终于盼到一个家了！此时正值农历九月，我亲自主持，指导施工。三个月后，我兴高采烈地搬进了雪白的居所。”

据说，资助保禄•维亚尔买地和建教堂的那位“虔诚而慷慨的信徒”，是他年轻时认识的玛丽•德•拉•塞尔小姐。她对保禄•维亚尔的传教事业给予了无私而有力的资助。教堂建成后，保禄•维亚尔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义妹的感激之情：

“在路美邑教堂正面的墙壁上立了一块最艺术、最美观、而又含义很深的石碑，碑额上刻有一个美丽的浮雕：两双白鸽共同背负着一个大十字架，正展翅向前而飞。石碑象一打开着的书本似的分为两页（两块），一页上刻的是法文，另一页上刻的是同样意义的彝文。两种文字都是邓神父亲笔写的，其意义是：纪念我在彝族人民中一切传教事业的合作者玛丽• 德拉塞尔小姐。”（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1987年6月复印本）。

2009年1月6日下午，我在路美邑村干部的指引下，见到了七十八岁的杞家信和八十一岁的鲁文艺夫妇，他们都是世代居住在此的撒尼人。杞家信老人因中风偏瘫，盖着毛毯半坐在沙发上。她告诉我，1887年到天生关找到邓神父，并把他带来路美邑的那位撒尼汉子，就是她的爷爷杞耀杉。邓神父在她家的草房里住了一年，才着手盖教堂。而把土地卖给他作教堂地基的，又是杞家信老人的外婆家。因为那块风水地经常闹鬼，没人敢进去，便降价卖给外国神父了。

据出生于海邑的张文昌神甫回忆，保禄•维亚尔盖了路美邑教堂后，又陆续在路南的很多村子买地，建立传教的基地，如在路南板桥镇东南约两公里的青山口，从周姓和吴姓两家地主手里买了面积有三百多亩的荒山和田地，建了由一座教堂、三十几座茅屋、一条大路、一个池塘、一口水井、五十多亩田地和一所学校组成的新村落，招来一批撒尼和普拉人定居耕作，并以玛丽•德拉塞尔小姐的城堡命名这个村子为“保禄村”，以纪念资助他建村的义妹；在今弥勒县西山区阿细人聚居的烂泥箐买地，建了教堂、住宅和学校；在今宜良县属的绵羊坡村（和平村）买了一大片地，给当地的撒尼人耕种。在维则、冒水洞、大湾箐、大色多、尼黑、野猪塘等教友比较多的地方，保禄•维亚尔也买地建了教堂（参见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1987年6月复印本）。

邓神父到处买地的行为，在当时曾引起一些非议。于是，一个“牛皮圈地”的故事不知打哪里流传出来，一直演绎至今。文人老盖在《岁月之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里，讲述了他于当地采集的一个传说：

“相传大概在1911年左右，保禄•维亚尔来到圭山海邑，并决定在那里建一座教堂，然而，当地的彝族撒尼人头领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们不愿意出让土地。于是，保禄•维亚尔用恳求甚至是乞请的口气说，他只需要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在得到同意的答复后，维亚尔神甫将牛裁成极细的皮绳，而后，他有用这些牛皮绳围下了包括一个小山包在内的数百亩土地。”

我在离路美邑二十多公里的维则访问村里的天主教徒，他们也知道这个故事，说是邓神父在海邑要了一块牛皮大的地，然后把牛皮切成筷子粗的条条，把一大片土地围起来，做了教堂的地基。80岁的毕自知对我讲起这传说的时候，并没有当回事儿，因为他知道邓神父在各村都用钱买地，如维则村那片位于一个小山包上的地，就是邓神父从汉族地主徐家那里买来的。毕自知老人还特意说明，那时维则的撒尼人，包括毕、彭、陈、鲁、马、赵等家族，都从外地迁来，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从世居的徐家租地来盘，于是成了徐家的佃户或长工。整个路南的情况都差不多，只是路美邑的撒尼来得较早，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地，才可能卖给邓神父建教堂。至于海邑牛皮地的来源，张文昌先生曾做过调查：

“我早在1985年9月就到海邑特别做过了解，我前后访问了九位老人，他们都说没有这回事，其中当时已有八十五岁的一位老人说得具体些，他说：‘哪里有这些杀猪、羊、喝酒、划牛皮的事！我明知道教堂这块地和后面的小山包是从老寨子杨土司家恶汉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很凶恶，大家都只喊他恶汉人）手里买来的。当时我们海邑地区完全属于资、杨两大土司家，我们小百姓哪里有权处理一小块土地。”（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

这位老人的话点出了当年路南彝族和汉族土地占有的格局。1945年，寓居路南的云南文人高寒（即楚图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写《路南杂记》，也描述了该地区土地所有的状况：

“据说在前十年前，这里的汉人几乎全是征服者和地主，而夷人则全为被征服者或佃户。佃户除了奉纳很高的地租而外，对地主还要有家庭出入及婚丧嫁娶的各种的劳役，以及临时的水果瓜豆布麻牛羊之类的供应，这叫做地租以外的生派和死派。所以我们现在军政各方面对于老百姓的摊派，在路南佃户对于地主，夷人对于汉人早就加倍地尽着这项中华民国的国民沉重地枷锁在肩上的义务了。”

在一个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多数倮倮（包括撒尼人和阿细人）都是贫穷的佃农。因此，除了在路美邑之外，邓神父的地大都是从汉族地主那里买来的，邓神父用那些地建了教堂、学校、水坝，很多还分给撒尼人耕种，“他对整个青山口的佃农们，可以说是吃住包干了的，每年所收的微薄租息，还不够他那座学校的开支，还每年都得向他义妹要求汇款补助。可是也有人说他向农民重利盘剥，使农民日益穷困......”说他是路南最大的地主（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

表面上看，所谓牛皮圈地的传说是有意给传教士“洒烂药”（云南话，意思是败坏名声）。但我们如果把它放到当时土地占有的大背景前来观察，其中似乎包含着别样的味道。或许人们在彼此转述之间，还流露出赞许的口吻也未可知。在那个时代，路南的倮倮人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当他们讲到传教士巧妙地用一张牛皮欺骗了汉族地主的时候，可能借机抒发了对土地占有者报复的快意罢。也许出于这样的原因，牛皮圈地的“谣言”才逐渐取代了当事人的讲述，演变为“传说”，变成广为流传的民间记忆，绵延了上百年。如今，当地人对外人讲起这个故事已经没有褒贬的意思，甚至就像在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件官司，其中的作家B就是出生路南的撒尼人，自小到大听了惯法国人用牛皮换地的故事，以致受到这个传说启发，写了一部小说。而A作家则在藏族地区听到同样的故事，也受到启示，写了另一部文学作品。未曾预料的是，这两个牛皮换地的传说，经过一百年时光的磨砺，在法庭上砰然相遇了。

当然，历史毕竟不仅由传说构成。如果历史事实有足够的魅力，它依然能传给后人某种栩栩如生的图画。老邓神父在这块牛皮地上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他为倮倮做了太多的事情，都被人牢牢记在心里，讲述给后代。张文昌老人写下《邓明德神父小传》，撒尼学者黄建明发心整理出版《保禄•维亚尔文集》，都显示出历史本身的力量。在历史的吸引下，总有人试图复原往事的真相。

邓神父传播的信仰虽然一再遭受灭顶之灾，却依然在路南存活下来。尤其是他对彝族语言和文字整理的成果，为将来的学者开启了大门。可保禄•维亚尔的初衷，并非为学术而钻研倮倮语文，而是为了用当地人的语言给他们讲道，“我也有了自己的进账：无论是语言、风俗、习惯，我都学到了一点。啊，当然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这不是搞研究，而是吸收；这不是沿着一条道儿走，而是在原始森林中开出自己的路。”

邓神父在传道和学习中，在跟同仁的辩论中坚定了一个思想：“要成为信仰基督的民族，首先要有基督化了的民族语言。”他热烈地呼吁：“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祝福上帝，让我们用倮倮语、摆夷语、龙人语、苗语去祝福他吧！就像用汉语一样！”

于是，他跟倮倮的毕摩（法师）合作，用倮倮语翻译《圣经》的词汇，编写了倮倮文的《圣教教理问答书》（纳多库瑟）（Nado Kuoseu）。1909年，他编撰了著名的《法倮词典》，成为彝族语言和风俗研究的第一部工具书。同时，他还在香港监督铸造了20多万枚彝文铅字，运回路南青山口。可惜这批铅字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全部被没收，熔铸成猎枪弹丸，导致彝文的整理运用从铅字时代退回到手抄时代。

1917年12月7日，63岁的保罗•维亚尔病逝于青山口，葬于尾则。文革期间，他的墓碑被砸碎，尸骨被抛洒。

1984年11月9日，张文昌老人来到维则村粮食局仓库的晒场上，四处寻觅邓神父坟墓的痕迹。在草丛中，在乱石堆里，在空地上，他居然找到了四块墓碑残片，拼合在一起，刚好显出整段碑文。张文昌老人把碎块搬到一处，用纸把碑石和字画的沟沟槽槽揩拭干净，拿出笔记本抄下碑文。1986年7月29日，他又来到维则，打算用相机给碑石拍照，却发现残碑再次被人砸碎，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我非常失望，非常纳闷，呆呆地立在沙沙不停的秋雨中，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和幻想：

啊，老邓神父不知犯下了什么滔天罪行，竟遭到这种惨祸。坟墓一销毁，发现坟坑里只有些灰土，不能‘碎尸万段’了，就来个‘碎碑万断’。但，究竟是为什么呢？谁也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就连那些挖坟砸碑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

2009年1月7日中午，我跟维则村的毕自知老人也来到这里。村委会后面的院子里正在盖新楼，残破的教堂旧房已经被推倒，还剩一栋摇摇欲坠的偏房，做教友聚会的场所。可在两棵小树之间，我看见那坟墓又安静地躺在荒草丛中。坟头、坟前摆着枯萎的花束。前面两块拼接的碑石，显出一行雕刻的字迹：

“...教司铎邓公 圣 名 保禄之墓”。查张文昌《邓明德神父小传》（和楚图南《路南杂记》所记有出入），这碑铭上有中文、拉丁文和法文，中文原文为(原文为竖排）：

公生于西历壹仟八百五十五年正月初三日吉时

卒于九百一十七年腊月初七戌时

云南传教司铎邓公圣名保禄之墓

民国九年岁次庚申三月二十七日路南公教 敬立

残碑两旁，立着两块长条碑记石，上书邓神父的事迹：

“公讳明德大法人也，生平喜耽静，乐善好施，真乃仁人君子。先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间，自法赴滇，为传天主教，遂委任漾濞开教。五年后委饬路南路美邑。初立教堂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被匪抢劫，公受重伤十四痕，求医无效，只得回国调治，旋得痊愈。公不弃原职仍然赴滇，建修各属教堂。又新创村落，名曰保禄村。此法大恩人之功，也兼之博学多能，诲人不倦，著书传道，创造法夷字典，特得大法士院优给奖励。迄今奉教者日多，又广为学校大兴文化陛举。司铎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非功之功，非功之德欤。”

这碑文显然由当地人撰写，遣词造句略有瑕疵，却丝毫没有冲淡其中的怀念之情。毕自知老人有点得意地告诉我，这墓碑，是前几年他们几个维则村的教友找到放回原地的。老教堂做了多年供销社，无人维修，成了危房，被拆除了。他们写了十几年报告，请求重建维则教堂，现已得到县***的批准，只是地基还被村委会占着，等待协调。

在毕自知家吃中饭的时候，他的儿子毕勇峰拿来他和十几个村民正在写的《维则村志》给我看。他说，天主教堂的地基选了一个小山包，往西是河沙土，往东是碎石土，往南是红土，往北是白沙土。四种土质汇聚到这里，形成了维则地理的中心点。

我曾从石林县***的网站上看到一条消息：2008年3月，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彝族自治县）党政部门联合举办“石林彝文电脑输入法培训班”，有30余名学员参加了首期彝文电脑字库和输入法软件的操作训练。县***有关报道特地追溯了保禄•维亚尔率先研究撒尼文字，编制倮倮字典的事迹，认为他对彝文的传承有所贡献。

在维则调查后，我乘中巴车返回石林县城。黄昏中，车窗外时而闪过红土地上铁灰色的石峰，一簇簇在风中摇曳的桉树，两头水牛拉着的铁轱辘板车，赶着黑山羊，穿着传统服装的撒尼女子。我的感觉一下落进一百年前邓神父刚来到路南时的情景里，不由得想起《保罗•维亚尔文集》中他翻译的一首倮倮民歌“一位母亲的呜咽——悼其死去的儿子”，那歌这样唱道：

每逢十五，圆月越发皎洁，

随后天天抹去一点月光，

不过是要重现一个圆圆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