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证据《存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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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证据》（La Preuve）是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从《恶童日记》的结尾处延续：父亲在跨越边界时被炸死；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跨越了边界，而留下的那位名叫路卡斯。

缺席的人和那些要人命的寂寞

《二人证据》里的故事，发生在战争结束后。路卡斯独自一人住在外婆的屋子里，以贩卖蔬果和牲畜为生。对于路卡斯而言，他的母亲和妹妹被炸弹炸死，外婆二次中风发作死去，兄弟则去了边界的另一边，此时的他“就好像生了一种病一样”。他对神父说：“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了。”（P15）

并非只有路卡斯如此，他周边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命运。与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的《恶童日记》不同，《二人证据》的故事换由第三人称来讲述，以展示战后小镇生活的众生像：雅斯密娜的父亲被关进监狱，克萝拉失去了丈夫托马斯，失眠者的老婆则被好几发子弹打死……人们尚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中疗愈，而活在爱人或亲人的缺席中，活在“一种要人命的寂寞里。”（P87）

在这样的孤寂之中，有人“常常祈祷，时时期待”（P31）；有人习惯了黑暗生活，如同克萝拉说，“那里没有灯，我已经习惯”（P68）；更多的人则一边绝望地寻找缺席者的替代品，一边在漫长的时间流逝里，让“回忆越来越淡薄”。（P128）

路卡斯与小女孩阿格涅丝的对话耐人寻味。他问小女孩，“你从来不伤心吗？”女孩答：“从来不会，因为总有另一件事来安慰我。”（P12）

然而那些缺席的人总是难以取代。当路卡斯如同雅丝密娜的父亲那样把性器置于她的大腿间之时，雅丝密娜低吟的却是“爸爸，噢，爸爸！”他只是代入、从而假扮了那个缺席者，而并没有取代他。而克萝拉，也永远在谈论托马斯，甚至在小说结尾看见克劳斯时，还将之误以为是托马斯。在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笔下，对缺席者的爱是如此强烈而固执，它无法被取代，因为“死人不在任何地方，却也无所不在。”（P92）

写作的慰藉和表达的自由

“当你有太多痛苦、太难过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想找个人谈谈的话，就把它写下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P143）路卡斯对玛迪阿斯的这一席话，不啻是对写作动机及文学力量的绝好注解。首先，在战后充满存在主义式怀疑的年代，写作是一种慰藉，一种疗伤的途径。其次，写作是一种交谈的方式，尤其当对话的另一方缺席的时候。根据小说末尾透露的信息，《二人证据》本身便可视为路卡斯为克劳斯而作。其实每个人写作时，都会有一个想象中的交谈者，作者会把自己的写作献给那个人——或者说，照法国心理分析学家Michel de M'Uzan的说法，有一个“内在读者”，这个“内在读者”是“超我和完美自我的结合，（……）他可以成为作者的Alter-ego，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恢复他自恋般的诚实。”

路卡斯正是藉由在大笔记本上的书写，与边界另一方的兄弟克劳斯对话的。路卡斯与彼得有这么一段对话。彼得问：“你和他有通信保持联络吗？”路卡斯则答，“我每天都写在笔记本里给他，他当然应该也会这么做。”（P100）这段对话恰表明了，写作之于路卡斯，其实是与缺席者的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无疑是很好的慰藉。

对于文具店老板维多而言，写作乃是存在的证明：“我深信全人类都是生而为了写一本书，而不是为了其它任何事物。一本才华洋溢或一本平凡不过的书，都没关系，但是什么都不写的人就是个迷失生命的人，他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却未曾留下任何足迹。”（P114）我们或可由此出发，从隐喻的层面理解他为何杀害了他姐姐：当初投奔姐姐，是因为维多觉得在书店永远也写不了书；但到姐姐家之后，姐姐却扮演了一个监视者的角色，她窥探他的写作，催促进度，禁止他喝酒抽烟……简而言之，她令他的写作不自由。维多杀害姐姐，其实便是在隐喻的层面去除了写作的限制，从而能够自由地书写。

克劳斯归来和存在的证据

有一个悬念贯穿《二人证据》：克劳斯是否真的存在？路卡斯（LUCAS）和克劳斯（CLAUS）是否如他们的构词所暗示的那样，其实是同一个人？在《二人证据》里，小镇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晓路卡斯还有一个兄弟，连维多那个从小就认识的人也从没有提及过。在小说第八章，克劳斯时隔多年回到小镇之后，谜底却未因此而解开——他们外貌的相似性令彼得以为是路卡斯回来了。

人何以证明自己是谁？什么才是存在的证据？是外貌？是笔迹？还是护照上的名字？（彼得检查了他的护照后说：“这东西无法证明什么。”P190）《二人证据》简体中文版的封面上，那两个背对着镜头的相似的背影似乎在确认答案的含混不明。

然而小说并未止于情节的开放性和身份的迷思，结尾处“K镇当局函送D国大使馆的一份调查报告”将上述身份问题置于小说创作的“虚构性”原点之上来考量。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书店老板其实是位女性，而克劳斯不但签证过期，而且从未出现在K镇的任何登记资料之中。最关键的是，除了文中声称的克劳斯的外婆之外，“有关文章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文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存在于K镇。”（P205）

由此，我们在“故事中的故事”里，目睹了一次文学创作的全过程：这位可能叫克劳斯的人，可能和他的兄弟路卡斯一起（从笔迹和纸张的新旧程度看，也可能他们是同一人）写了一个发生在小镇上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惟有外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一切反而变得更加暧昧不明，因为对于包括这个调查报告在内的《二人证据》全书而言，一定也有另一份“调查报告”，来检验《二人证据》包括那份调查报告在内的所有故事是否为真，也就是说，就连外婆的真实存在也是堪疑的。

就这样，作者将存在的谜题变成了作家如何运用真实世界的材料，来进行虚构的问题；变成了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许《第三谎言》将进一步揭开谜底，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已然在一次采访中简洁而明确地回答了她的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回事。”或许，你只要活在一本小说里，你便无异于真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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