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知的中国《一块牛皮大的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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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苗出埃及记

本文故事展开的地理背景，起始为滇西北的横断山纵谷，继而绵延到滇中喀斯特石峰林立的路南，再往后，将转移到云南的东北部——滇黔川交界地带的乌蒙山中。故事所涉及的人群，也从德钦的藏族、纳西族，变成石林的彝族，再变成昭通和威宁的苗族。

2006年，嵩明县阿机格得村的大花苗王忠荣拍了一部家庭录像，记录两个新人的婚礼，取名叫《送亲迎亲》。我偶然看到这部片子，便邀请他参加十月份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举办的“云之南在上海”的巡展活动。在浦东证大现代艺术馆放映的那天，一个中年妇女告诉王忠荣，她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哭了。该片从头至尾都讲苗话，也没有加汉文字幕，但每次放映都能打动观众。它的情节很简单：大花苗的村民们把一对新人从男方的村子送到十几里外女方的村子。男人们用绳子把衣柜、被褥等嫁妆背在背上，顶着风沙在山路上行走。女孩的母亲流着眼泪边走边唱送亲的调子。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手捧《圣经》，在行进中高声吟唱赞美诗。除了开头祝福的场面，这部二十分钟的片子很少表现婚礼的喜庆，却流露出一种悲壮的情绪。

第一次看《送亲迎亲》，我就自然联想到《圣经》的“出埃及记”。王忠荣的镜头始终在流动，让一张张质朴和庄严的面孔从观众眼前流过。我感觉得到潜藏在他身体内的本能，不停地游动的本能。大花苗是个游动不息的族群，他们因不堪贫穷和压迫不断地搬迁。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岁月侵蚀，凝结成了他们的本性。

我是在1982年第一次结识大花苗的。那时，我被派到云南省武定县培训山区民办教师，其中一位个子矮小的学员说他是大花苗，自称“阿茂”（Hmaob），请我有空到他们村子玩。培训结束后，我跟一位朋友走了几天山路，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山头上，与那位学员见了面。他请来一个老人讲远古的传说，那老人开口讲述，竟把苗族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的古歌跟圣经故事搅在一起。我才知道，很多大花苗信仰基督教。

此后，我开始关注这个族群的历史和命运，得知他们约有二十多万人（如今当超过三十万了），属于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高寒山区。云南有句土语讲道：老鸦无树桩，苗子无地方。这话用来形容大花苗最为贴切。传说打从远古蚩尤被黄帝战败后，苗人就丧失了自己的城池、土地和家园，一直被迫南迁。他们每到一处定居，都受到异族压迫，又不得不放弃故土，再走上迁徙的山路。如果套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大花苗永远都“在路上”。二十多年前我在昆明附近访问苗寨，他们的住所大多还是草房和俗称“杈杈房”的窝棚。屋里甚少家具，一匹马就能驮走全部家当。他们跟外人接触时显得谨慎小心，给人以性格柔弱的印象。可交往久了，才发现这些人的内心异常坚定甚而固执。千百年来，大花苗躲避着外人的目光在山野中行路，但从未放弃追寻自由的希望。他们在逃亡中寻找引路的人。

村民跟我讲起过往的事情，总会提到一个传说：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白皮肤，穿白衣，骑白马的人来到大花苗的村子，他就是苗族的引导者。后来，果然有这样一个人来了，或者说是苗族人找到了他，他的名字叫做柏格里理(Samuel Pollard)。

大花苗与传教士相遇的故事，转眼就过去一个世纪了。可无论我走到哪个大花苗的村寨，依然会听人提起柏格理的大名。至今仍有许多苗族人在追溯他的事迹，把他称作“苗族救星”。这个比保禄•维亚尔小了九岁的英国人，却先于后者两年去世。原因是柏格理传道的地区生存条件及其艰苦，他长期同苦难深重的大花苗住在一起，为了医治得伤寒的病人，最终被沙门氏伤寒夺去了生命。

事情要从1903年讲起。那一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传教士党居仁（J.R.Adams，又译为亚当）到贵州安顺附近传教时，在路上遇到四个追猎野猪的大花苗汉子，见他们装束奇异，便跟他们搭话，给他们吃饼干，并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耶稣基督拯救迷途羔羊的事迹：

“他也要来寻找我们吗？”苗族人问。“是的，”得到的是平静的回答，“耶稣会来寻找你们的。”

很快，安顺出了个苗王的消息传播到乌蒙山的各个角落：

一种传闻不知经什么方式传遍了五百个苗家村寨，并激起了一阵奇妙的骚动。每天晚上，男人和妇女就聚集在村寨的火塘边，他们的谈论使自己的语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众口一词念叨着“爱稣”，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爱稣。他意味着什么，他是谁，看来没有哪一个知道。（柏格里、郃慕廉《苗族纪实》，载柏格理等著、东人达等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不久，苗族人在葛布村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其他寨子听到传言，都各自派出两名男子外出寻找。一批又一批大花苗带着一袋燕麦炒面，一披毛毡，从贵州西北角的威宁和云南东北角的昭通步行几天甚至一个多星期的路程，赶到葛布教堂，听亚当先生用幻灯讲故事：

“幻灯片在教堂屏幕上第一次展现时，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有些人爬上屋顶，坐在横梁上观看。亚当先生从基督降世映起，保罗（苗族教徒）用大花苗语言做讲解，人们注意力极为专一。当保罗讲到基督被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幻灯片映出这个场面时，全场一下陷入沉寂的深渊，耶稣的事迹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结束时，保罗率领大家做祷告，人群中许多人含泪低泣。亚当先生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引自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西南的部落中》，苏大龙译，载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25集）

苗族人越来越多，党居仁得知他们的居住地离云南的昭通更近，便写信让他们带给住在云南昭通的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Mission Society）传教士柏格理，请求帮助。于是，四个大花苗男子遵照党居仁的吩咐，装扮成汉人，经过五百英里跋涉，于1904年7月12日到达柏格里在昭通城内的住所外。他们踌躇片刻，其中一个略懂汉话的人迈步跨进门槛，其他三人也跟随着进去。

曾与柏格理一起工作，并整理其遗著的传教士甘铎理，在《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中，把这几个苗族汉子称为“在门口的四个人”，他们是苗族青年罗旦以理、罗彼得、张朝相、张朝书。这四人代表了一个苦难的族群，“他们的族群怀着或许能够发现朋友与帮助的微薄希望，向外面的世界伸出了一只犹豫的手”。他们试图去探寻“无人知道的存在之物”，柏格理和几位同事友好地迎接他们，握住了那只求援的手。

柏格理让四个男子住在一间教室里，和他们倾心交谈，讲解教义。五天后，他们离去。过了一个礼拜，又有五个大花苗男子出现在门前，提出同样的要求。然后是十三个，一百多个，上千个。据柏格理日记的记载，1904年12月的圣诞节，传教士们为前来参加宴会的苗族人设了三十六桌酒席，每桌有八人；到1905年1月22日，已有四千大花苗访问过昭通的教会驻地。每个来的人都提出自己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给我们书，教我们了解耶稣。柏格理在几个汉族信徒的帮助下，用汉文版的经典和教义问答给来访者授课：

“学生们放声读自家的书，模仿着汉族人学习时大声读课文的方法。看来有时在一片十分喧闹的读书声中，除非他们能够听到本人的声音，就不会确信自己在读书。当所有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这种效果的时候，汇总起来的音量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天我们家中没有安静可言，清晨五点我就听到他们开始读书，而当最后一位完成诵读时已是次日早晨的两点钟。我实在讲不清在那些日子我们失去了多少甜美的睡眠。全部传教团的房屋里就像中午的蜂箱一样嗡嗡作响，或者像中国的乡村忙于交易的集市一样活跃。在我的住所是这样，在教会城外的初级小学是这样，在东门里萨温医生的家中也是这样。在三座宅院里，都充满了喧闹和激情、拥挤与人流。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疲倦。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私下休息的地方。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们的任何人一露面，就会有一群苗族人拿着书围上来问功课，‘请问，老师，这个是什么字？’”

传教士们感觉到正身处一股汹涌的潮流之中，就像法老拒绝放以色列人脱离其统治时，在埃及发生的骚动：

“他们无处不在！萨温医生准确地概述当时的情形，并以埃及的瘟疫、成堆的青蛙有比喻，‘会进入你的房屋，进入他们的寝室、爬到你的床上，进入你仆人的住房、跳到你的头上、进入你的烤箱，最后进入你的揉面钵。’

不管你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客厅，在教堂，在学校教室，在院落，在马厩里，在台阶上，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主妇想进厨房准备早餐，她必须推开征用了所有空间与围着火炉的人群” (柏格理、郃慕廉《苗族纪实》)。

那些日子，大花苗寨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云南禄劝县苗族老人龙福义的一段回忆，虽然讲的是两年后发生的事情，却为我们提供了英国传教士著述之外，来自被叙述者的讲述：

”1906年拔麦季节，（云南）洒普山苗村忽然接到不知哪儿来的消息说，每人准备好一根杖、一双草鞋、一块饼，上帝就要来了。上帝一到，由家长带领绕火塘走三圈，出门绕房三圈，然后要跟上帝去天国。因为路远，杖是备拄的，饼是干粮，鞋也是路上备用的。这一天，全村从早不干活计，由家长带一家人转火塘，绕房子。家家户户走几十圈不见上帝到来。第二天上帝才到，是牧师（郭秀峰）。”（龙福义《教会琐谈》，载禄劝文化馆编《禄劝文化》1985年3月9日）。

大花苗络绎不绝翻山越岭赶去会见洋人的古怪行动，先在昭通，继而在整个乌蒙山地引起了恐慌。到处流传着苗族人要叛乱、下毒的谣言，贵州威宁的知州上报云贵总督，说洋人正在训练苗民谋反作乱。汉族地主和诺苏（当地对彝族的称呼）的领主们惊恐地着手防范，四处抓捕经过他们地界的苗民，将其关押，施以严刑拷打。柏格理为防止事态恶化，保护可怜的苗族人免受屠杀，决定带两个汉族信徒和两个苦力，骑马前往威宁和诺苏的堡寨，以说服知州和彝族头人，“将不可靠的反对者转化为朋友”。这是一次危险而有趣的旅程，柏格理迫使知州发布了保护基督教徒的公告，同一个诺苏女首领作了友好的谈话，向龙街对抗基督教的诺苏头人解释了苗族下蛊并非事实。更大的收获，则是结识了乌蒙山区颇有实力和威望的彝族大土司安氏，柏格理以贵客的身份进入安氏的官寨，与首领安荣之交谈到午夜，得到他的保证：只要安氏属下六十个苗寨的佃户愿意选择基督教，他便会同意。这趟旅行终于让局势转危为安。

(原载《万象》2009年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