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评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评介

刘进宝

原刊《2008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由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著录了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MPK）、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Branch）、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Ges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等机构收藏的吐鲁番岀土汉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文书。著录项目有新旧编号、题名、语言、尺寸、行数、残缺情况、年代、有关内容的提示和说明，最后是用缩略语的方式登录前人有关该文书的著录、考订文字或图版所在等。

全书的目录是：

总前言

欧美收藏卷前言

凡例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Ch编号部分）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Ch/U编号部分）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U编号部分）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原藏于Mainz科学院部分）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Tu与Tib编号部分）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MongHT编号部分）

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MIKⅢ编号部分）

附：现不知所在的德藏吐鲁番文献

英国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吐鲁番文献（Φ与Дх编号部分）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吐鲁番文献（Kle-Rob、Rob与SI编号部分）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

吐鲁番文书研究中日文参考论著目录

吐鲁番文书研究西文参考论著目录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中所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中的汉文文书即Ch编号部分有Ch1——Ch6001号，但并非这部分就是6001号（卷）。因为从本卷前言可知，德藏吐鲁番汉文文书部分，佛典主要依据施密特、梯娄主编的《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第1—2卷、百济康义编《柏林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总目》（试行本）、《美因茨资料目录——原西柏林所藏中亚出土汉文佛典资料》编纂，非佛教文献则主要是荣新江先生的调查编目，并参考西胁常记《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和前人陆续发表的论文编纂的。据“凡例”：“一般来说，汉文文书部分，尚未公布原件的文书，而我们又没有见到原件者，暂缺”。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汉文文书部分（即Ch编号）中有些就是空号，据笔者统计，空号有Ch260、1399、2645、3225、3940—5500、5553、5647—5999号等共1968个。

虽然汉文文书有1968个空号，但本部分也并非只有4033号（6001－1968）。

因为有许多文书是正反面都有文字，这样的写本未做两号编纂，而是正反面著录，正面用r表示，反面用v表示。据统计，正反著录的号有Ch2、841、1930、2387、3214、3898、5539、6001等，共502号。

有一些文书做a、b著录。a、b是一个编号拆出两个纸片，就分别编作某号a和某号b。下面a、b、c、直到j，都是这样的原因，原本是一叠粘在一起纸片，后来拆出来若干纸片，就在这个号下面用英文字母编号，一个字母就是一件文书。ar就是的a的正面，bv就是b的背面。如Ch63、299、1384、3485、5604等共64号就是用a、b著录的；Ch681、1006、2124、3885、5643等则是用a、b、c著录的，如Ch681a、Ch681b、Ch681c；另如3899从a到g共7个号，Ch909从a到h共8个号， Ch446号从Ch446a到Ch446j共10个号，Ch 5610则更多，共有a到f正反面12个号。

从以上统计可知，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中的汉文文书，除去空号，实际有4725号。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中的汉文和回鹘文文书，即Ch/U编号部分，共2354号；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回鹘文文书，即U编号部分，共编有9192号（其中U5225—5229、U6320—U6342、U6688—U6799、U6906—U6999、U7289—U7999等为缺号），除去缺号，共有2551号；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中（原藏于Mainz科学院部分）共731号；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Tu与Tib编号部分）217号；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MongHT编号部分）92号；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MIKⅢ编号部分）330号。

以上U、Mainz、MIK III三种编号下面的文书，因为荣新江先生主要是用已有研究成果编目，有研究的就编，否则则缺，所以就有一些缺号。所附现不知所在的德藏吐鲁番文献232号。

英国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613号

正如本卷前言所说：“俄罗斯的收集品来路多，内容广泛，因此比较混乱。这些吐鲁番收集品大多没有原始编号，由于有不少是从挖宝人那里得来的，其来历本来就是不清楚的”。在以前的弗路格编号 （即Φ）中就有部分吐鲁番文书，后来在俄藏敦煌文书编号（即Дх）中也有部分吐鲁番文书。因此，本书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吐鲁番文献”，即Φ与Дх编号部分，就有517号；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克列门兹和罗博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西域文献，即Kle-Rob、Rob与SI编号部分共315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105号，同时还附有“安卡拉民族学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和“伊斯坦布尔R.Arat藏吐鲁番文献”各1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37号，并附有“罗寄梅氏藏吐鲁番文书”1件。

从以上笔者的统计可知，《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共著录文书12822 号。其中包括个别的重号，如U 4151=MongHT 61。

本目录除对每件文书的行数、残缺、纪年等尽可能加以标示外，还对相关内容作了提示、说明，不仅有助于对文书时、空、性质的认识，而且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论辩考析札记。如第60页Ch734“《春秋后语》卷一《秦语上》（卢藏用注）”的著录是：“8.6×9cm，5行，写本四边均残，字极工整，大字正文，双行小注，内容为商君（公孙鞅）故事。背面无字，原本为正规书籍。在柏林馆藏夹住残片的玻璃板左上角，有标签题‘史记’；左下角又有一标签题‘商君传’，表明最早（二战前？）整理此卷的人认为是《史记·商君列传》写本残片，Nishiwaki2001从之。对比敦煌写本P.5523和P.5034，残卷之大字正文系《春秋后语》卷一《秦语》，对比《太平御览》、《战国策》注所引《春秋后语》注文，知为卢藏用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王重民1935年所获照片，装照片的封袋上题‘史书（不知名），疑是春秋后语’。”这条著录就将此写本的内容考释得清清楚楚。另如第77页Ch938r“《汉书》卷四0《张良传》”的题记是：“7.7×7.3cm， 5行，字体在楷书与行书之间，有乌丝栏。背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检《西域考古图谱》所刊大谷探险队所得吐鲁番文书，其下卷经籍类（5）-（1）和（2）图所刊写本，也是一面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另一面是《汉书·张良传》，两相对照，字体形制全同，必为同一抄本无疑，两件所书文字末行相同，上下相差约7或12字。德藏原卷编号表明为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所得。据《图谱》，大谷探险队所得残片出土地标为‘库木吐喇’，即库木土拉（Kumtura）石窟，在古代龟兹国范围（今库车西北）。两说不同，必有一误。”此著录不仅将本件文书著录的清清楚楚，而且还与日本所藏进行了对比，进而指出，两者“必有一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再如第136页Ch1635（原无编号）《易卦占》的注录是：“16.2X19.8cm，正面背面形式相同，正面10行，背面13行。页左上角有卦图，四周有小字说明，上下及后面是大字占词。现在柏林馆藏的玻璃板上有旧标签，题‘易经’，实际非《易经》本身，而是易卦占卜书。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向达1937年所获照片。”此著录不仅将文书的形式、内容等作了明确交待，而且还指出了柏林馆藏的玻璃板上所贴标签“易经”的失误，并且给出了正确的题名《易卦占》。

不仅如此，而且所著录的题记比前人更为准确。目前，我们使用的主要是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本书中所著录的有些文书题记，就与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略有不同，如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Ch1891《金光明经》卷三，其题记就与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51页所录题记有2字不同；Ch1892《妙法莲花经》卷一的题记也与《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1页所录题记有1字不同，标点也不一样。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出版于1990年，是中国古代写本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更是我们案头的必备工具与资料书。而《总目》所收吐鲁番汉文文书，荣新江先生基本上都已过目，而现在的条件比池田温先生当年编写《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时更为便利，因此有此优长也是应该的，也体现了学术的进步与不断发展，但也反映出荣新江先生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力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可贵努力。

据“凡例”：“本目录为便于读者检索相关研究成果，凡前人有任何著录、考订文字或刊布图版之所在，均列于‘参’字后，一般都标注到页码或图版号”。本目录参阅资料之丰富，搜集资料之齐全，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如第826页Or.8212/529《唐景龙三年（709）九月西州都督府承敕奉行等案卷》，所参考的学术论著就有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仁井田陞《スタイン第三次中亚探险将来の中国文书とマヌペロの 研究——法律经济史料な中心として》、藤枝晃《长行马》、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传马坊と长行坊》和《北庭都护府の轮台县と长行坊——アスタナ506号墓出土长行坊关系文书の检讨な中心として》、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和《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和《唐代公文书研究》、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方《唐西州户曹参军编年考证》、《唐西州勾官编年考证》和《唐西州都督府参军事编年考证》、沙知《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军府掇拾》、黑维强《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例释》、沙知与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等，多达24条，而且都注到研究该文书的页码所在，可以说，将国内外所见资料已网络殆尽了。这种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方式，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荣先生还是一位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学者，如在1994年出版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第226页将S.11606—11609定名为“清朝吐鲁番文书”，其注记是“残纸叶边有编号KAO”，“知出自高昌故城”。而在本书第822页“英国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部分则定名为“近代吐鲁番文书”。其注记是：“根据原卷上的编号，当为斯坦因考察时代的文书，应归入斯坦因档案。”这里的定名和注记更为准确。

总之，《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是一部不可多得并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目录索引，其学术含量绝不比一部学术专著低，而且比学术专著的写作更加困难，对作者的知识储备要求更高。希望以后的《敦煌遗书总目》及其他的出土文献目录编撰，能够借鉴、吸收《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的这一优点。

为什么《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能够成为一部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呢？这主要取决于主编荣新江先生的学术素养、学术视野和学术水平。

荣新江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在1988年的北京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在国内敦煌学的圈子里，他是走访海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单位最多、了解最深入的一位，对世界各国的收藏可以说是了如在胸，其《海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就是明证，当然这还只是他1995年以前的见闻，现在如果再出版一本增订本的话，其内容会更加丰富，见解也会更加精辟。

目前，荣新江先生已经在唐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西交通史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中在吐鲁番学方面，除这本厚重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外，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将是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后，新发现文书的集大成著作，其部分论文已在《历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物》、《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作为著名专家的荣新江先生，可以象当年编撰《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一样，完全有能力个人来编撰《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组织主编，尽量发挥各位参与者的长处，如由懂回鹘文的杨富学先生负责各地回鹘文文书的编目；俄藏Дх.17015—17435号的克罗特科夫收集的吐鲁番文书，因已在《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刊布，就请从事俄藏敦煌文献整理、编辑、出版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刘景云先生编纂；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则请懂蒙古文的党宝海博士负责。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所长，才更加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新江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胸怀。

同时，本书不掠美，将别人所做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如本卷前言说：“1996年末，我曾有幸走访葛斯德图书馆，看到了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也订购了一些照片，但因为种种原因，所得资料不够全面，所以一直也就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好在陈怀宇君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利用余暇把这组吐鲁番文书做了系统的整理，已撰成《普林斯顿葛斯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写本》一文，将其发表在《葛斯德图书馆馆刊》上。陈怀宇君把他的文章稿本借给我，我们以他的成果为基础，对照我所得到的原件照片编制了目录。此外，在原收藏者罗寄梅氏手中，还有一件吐鲁番文书，陈怀宇也做了录文和介绍。”不仅如此，新江先生还将自己学生所做的工作也完整地给予反映：“先后随我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姚崇新、陈怀宇、孙英刚、余欣、毕波、王媛媛、朱立峰、李丹婕、陈昊、文欣、裴成国，先后伸出援手，帮助我抄录卡片、输入资料、核对译名、查找出处、整理格式、校对原文，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学生都多少不等地为这本目录做出了贡献。”我们看看本书的署名，除主编荣新江先生外，编纂者有杨富学、姚崇新、刘安志、毕波、文欣、府宪展、刘景云、党宝海、陈怀宇、孙英刚、王媛媛、余欣、裴成国、朱立峰、李丹婕、陈昊等16位。

现在的学风遭人诟病，有些老师将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荣新江先生将合作者的劳动，尤其是自己学生的劳动这样完全地给予体现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这又是在当前应该大力表彰的。

作为一部优秀的论著，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乃至错误也是难免的。本书的校对可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还有个别小的失误，如附录中的《吐鲁番文献研究中日文参考论著目录》，就有个别校对方面的错误：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出版单位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误为“东京大学出版会”；《敦煌资料》第一辑的编辑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将王永兴先生的《唐勾检制研究》多写了一字，成了《唐勾检制度研究》。

另外，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中汉文文书部分的Ch116、1186、1763只有r，而没有v，即没有反面，按著录方式，这样的文书不应出现r。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笔误失校造成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欧美收藏卷前言”第3页注释⑦所述德国勒柯克第四次吐鲁番考察的报告书《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中华书局已于2008年1月出版了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