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转型范式的转折》

如何从转型的角度看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中国奇迹的源泉是什么？之前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已经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并且认为通过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及其对其它方面改革的要求，将改革本身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法治来界定政会和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以保证原有制度不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可以倒逼政治改革、社会转型，以完成转型全过程）。更有甚者，则认为经济发展是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只要能推进经济发展，其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萧功秦等人也从新权威主义等角度对中国的政治转型进行了叙述。

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奇迹并非中国的奇迹，而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结果，中国领导人顺应了这么潮流，也造就了今天的局面。早在2004年，剑桥大学出版郑永年教授所著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与上述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郑永年认为中国高层领导人把全球化视作重建中国国家的独立机遇，实现了中国经济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大量的利益分配，全社会建立了以利益为基础的转型秩序，既得利益群体致力维稳既得权力、知识分子以“知识”为武器、失势的工人和农民求助于“行动”（或抗议）等参与了这么过程。该书也从“官僚机构改革”、“现代经济国家建立”、“国家建构与社会运动”等角度叙述了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变。

在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结束后，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并且事后来看，此前与此后的经济与政治转型策略截然不同。之前中国的转型更多是内生的。而之后深受全球化的影响。黄亚生教授早在（中译“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一书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红火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受到极大的压制，研究中国不能只看FDI、出口增长，也要基于中国很多微观、感性的认识，他所得到的统计研究的结果很多生产力指标都在下降，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惊人的相似，这种论调与通常的“对中国经济唱赞歌”截然相反，在黄亚生的新书<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明确的反思了以往言必称“改革开放”的转型策略。郑永年在书的最后也展望了未来中国的图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争论中的最重要景象就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口水仗。郑自己认为，在经济治理转型日趋完善的同时，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治理结构是否开始及成功，最终还要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