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作为一种表述体系的东方学》

这本书阅读最大的障碍在于一系列陌生的人名和观点。西方的阿拉伯（也就是Said说的东方学）研究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太陌生的领域。但这本书的影响对于身处于西方主导语境下的我们是不言而喻的。

我不喜欢书中的最后一节（第三章第四节：最新阶段），因为前面的表述Said虽然倾向性明显但总体是理性的，这一节由于描写的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情绪化倾向太强烈。

我认为书中最精彩的一段是第三章第三节从马西农谈到东方学的学科体系的那一大段，在全书中显得最具启发性：

“尽管人们既有可能赞同这类观点——因为，如同本书一直试图表明的，伊斯兰在西方一直得到人们错误的表述——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相信如此），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实之中的，唯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表述（或错误的表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包含有一片公共的游戏场（field to play），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只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这一游戏场并非出自哪位学者的的独自创造，但所有学者都对其加以接受并因此在其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单个研究者就是在这样一种游戏场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些贡献，即使对特异的天才而言，也不过是在此游戏场内对材料进行重新处置的一些策略；即使是对曾经丢失的文本的发现也是在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语境内进行的，因为这正是发现一个新文本的意义所在。因此，每一单个的贡献都是首先使这一游戏场发生变化然后又使其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就像一个平面上有20根磁针，第21根磁针的加入首先会使所有其他磁针摇颤，然后又和这些磁针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新的平衡。

可以说，欧洲文化对东方学的表述在话语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一表述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有其自身的物质（以及体制）基础。如我在论赫南时所言，这种一致性是文化惯例（cultural praxis）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文化惯例又是一套用以对东方进行各种各样陈述的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一体系是对某一东方本质的错误表述——我压根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它像表述通常所做的那样，有着某种目的，顺应某种趋势，有着特定的历史、知识甚至经济背景。换言之，表述有特定的目的，大多数时候能够产生预定的效果，能完成一个或多个任务。表述是一种建构物（formations），或者如罗兰•巴特在论语言的运行机制时所言，是一种变构物（deformations）。东方作为欧洲的一种表述，建构——或变构——在对被称为“东方”的这一地理区域越来越具体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研究这一区域的专家之所以要对它进行研究，是因为东方学家这一职业要求他们为自己的社会提供东方形象，东方知识，对东方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学家向他自己的社会所提供的东方形象（1）打上了他自己的独特烙印，（2）表明了他对东方可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3）有意识地与别人对东方的看法不一样，（4）为东方学话语提供彼时彼刻最需要的东西，以及（5）与这一时代的特定文化、学术、民族、政治和经济要求相适应。很明显，尽管确实的知识（positive knowledge）不可或缺，但它的作用远非绝对。相反，“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原初的、未经沾染或纯然客观的——只不过是被东方学表述上述五大特征所传布和重新传布的东西。

这样看来，与其说马西农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天才”，毋宁说是一种擅长于制造某些特殊类型的陈述的体系，这一体系融散进了他所属时代的档案或文化资源这一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