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政治《莎士比亚还能影响我们吗？》

罗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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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作品不复受大众欢迎的痛心疾首，似乎是政治哲学大师阿兰·布鲁姆年过半百后的标志性神情。这位怀着堂吉诃德般激情诲人不倦的老教师，在1981年重版处女作《莎士比亚的政治》时，《前言》的第一句话就说：“关于当代大学生，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再没有任何经典书籍能够塑造他们的爱好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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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句阐述倘若用中国当代大学生境况的话翻译过来，大体意思是：莘莘学子们以为考上大学就事事顺遂，毕业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一年半载青春的价值等同于大城市里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面积，但事实似乎就是如此；他们不知道爱情是开房、上床、同居，还是买房、结婚、生娃或别的什么，最最郁闷的是，课堂里说的那些“人文经典”作品似乎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让教授们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很有意义的讲台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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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布鲁姆老师也许会一拍讲桌大叫一声：“不！”他对我们说，莎士比亚在这个时代依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指导，可以“触动读者的灵魂”，为我们提供判断善与恶、真理和谬误的依据。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得以最生动而广泛的展现；“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公正或狡诈、节制或放纵”这些人性的两极得以再现——“读者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深刻。”尤为关键的是，以《麦克白》、《裘力斯·凯撒》及《安东尼和克莱奥佩特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深刻揭示了渴望权力的人和这种渴望对他们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对容易迷失在权力魔沼中的人们的警醒。通过莎剧中精心设置的政治背景，我们政治观念的全新视角也被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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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掘莎士比亚的永恒价值，布鲁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威尼斯商人》、《奥瑟罗》、《裘力斯·凯撒》三部莎剧，同另一学者哈瑞·雅法对《李尔王》选段的解读合编成这本《莎士比亚的政治》。倘若莎士比亚生在现当代的西方，《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恐怕未必能够上演。对于那些略受过些启蒙、嗅觉敏锐思想却未必深刻的人来说，《威尼斯商人》恐怕要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奥瑟罗》也有种族歧视之嫌。布鲁姆主要关心的，也正是夏洛克的犹太人身份和奥瑟罗的黑人身份。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冲突，代表着生活在威尼斯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奥瑟罗的肤色，也是他的伟大和悲剧性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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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的头衔并不会给莎士比亚头上耀眼的光环再增加多少亮度，正如对莎士比亚这位简洁生动的大作家的认真阅读和辛勤研究，似乎并没让阿兰·布鲁姆为自己絮聒严肃的讲话方式感到羞愧，但他如乃师斯特劳斯般耐心细致的分析，让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宗教、种族等当今热门讨论中放射出新的光彩。在这样一个书籍只被当作狭义的“进步的阶梯”的时代，布鲁姆的苦口婆心无疑是宝贵的：对经典作出解释，以呼唤大家重读经典。更为重要的是，他重树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静心聆听经典的教益，“我们也许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也许能够重新发现通往失落的和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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