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巴黎《流亡的巴黎》：法国人在纽约

尽管我很乐意，但还是没有采用诸如“流亡”等更为醒目的文字标题，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同义重复的考虑，更多是我想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对“流亡”这个词汇谨慎而警惕的态度，即在现代世界里，流亡的可能性已逐渐萎缩。从这个词汇的根源意义上来说，流亡最初的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受难，非政治流亡的历史算起来非常短暂。现代世界中并非没有政治压迫和驱逐，但即使具有这种政治上受难的条件，随着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达，流亡的地缘政治因素和话语情境都没有形成疏离性诱因，流亡所导致的乡愁也变得微乎其微。至于非政治性的流亡，即现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颇为流行的“精神上的流亡”，脱离了政治受难的语境，面目难辨，我怀疑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

当然，区分是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状态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存在政治上受难，但他依然处在一种流亡的状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卡夫卡和贝克特。对这些作家来说，他们虽然没有被政治所放逐，但却被生活本身所放逐，这是一种比政治受难更加难以体验的悲惨的疏离性状态。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作者艾曼纽•卢瓦耶还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他的情况更为复杂。首先是因为阿多诺的部分犹太人背景，在纳粹上台后，逼不得已远离德国踏上流亡之路，这是他的政治诱因。但当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因为文化背景上差异，让他对美国文化的低俗和平庸深恶痛绝，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又有被生活本身所放逐的意味。阿多诺的这个例子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特意作为知识分子流亡的典型被提及。而且卢瓦耶和萨义德不约而同的都在各自的文字中提到了阿多诺的那本《道德的底线》作为流亡精神的最佳诠释。萨义德提到其中的一个“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义”的片段：“严格来说，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陈腐契约为代价”，而在生活之外涉及知识分子的写作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了居住之地”。“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萨义德这样总结说。

但从实际来说，流亡则是一种远比知识分子笔下描述更加复杂的情境，至少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所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如此。因为在现今世界种流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流亡状态又没有更加清晰的梳理认识，才让我们对流亡的认识如此盲目和乐观，仿佛这个词汇释放出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创作的原动力，一种流亡的乐趣，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一种更为雅致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因为如此，当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摆出一种“自我放逐”姿态的人越来越多？

卢瓦耶描述的是二战期间，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纽约避难的历史。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都会被打上独特的法兰西文化的印记。在璀璨的法兰西文化中，流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评价存在，介于出逃与背叛之间。在卢瓦耶的分析中，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建立在地权基础上的民族感，人民、民族的概念完全与国家领土融为一体，理论上承认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流亡成为了一种不够爱国的表现，甚至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尤其在1940年代，法国沦陷，更需要一种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来维护法兰西文化和国家尊严，这个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流亡被蒙上的背弃祖国的阴影。尽管在随后的流亡岁月中，有很多学者比如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戴高乐将军等都认为这种逃亡不但不是背叛反而维系了法兰西文化在另一个国度中的传承，保存了法国的实力，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对于那些留在国内加入抵抗运动组织的人来说，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负疚和罪恶感。这方面的代表是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她因为没有遭受到其他人的苦难而感到万分自责。在纽约生活对她来说无比的痛苦，那种流亡等于背叛的固执念头一直折磨着她。她后来的悲剧结局已被我们熟知，在伦敦生活期间严格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以此来分担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最后死于饥饿。

薇依的例子算是一个极端典型，她凸显了当时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焦灼和无力状态。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宁愿选择做更多的工作服务于远方的法兰西。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所在，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远离祖国而淡化，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法兰西特性。这也是为何在二战后，大多数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返回法国，而那些德国知识分子则大都选择在美国定居，融入新的生活。当然，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具有道德批判的意义，只是源自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而已。但颇为吊诡的是，选择返回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已经不能融入到战后的法国了。萨特曾在战后发表文章指责那些流亡者在战后才出现在自己的国家，窃取了革命果实，因此他们应该“加倍的负罪”。类似这种道德的上的指责让流亡者如锋芒在背，那种刚到纽约时的格格不入的状态仿佛又出现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他们不得不进行一次更加隐秘的流亡，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一种缺席的在场或者在场的缺席，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状态：流亡从而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隐喻。

思郁

2009-6-18书

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法】艾曼纽•卢瓦耶著，张文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