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壹）《明月，你愿意回到明朝吗？》

看完了第一册，评论一下。

如果我说畅销书大多数都比较浅俗——这本书也不例外，不知会不会被板砖拍死。

不过浅俗也并非都是坏事，比如说浅，就代表着读着不费劲，适合那些本来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来看。然而此书的危害也正在于此，那些本来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读完这厚厚七大本，还自以为成了半个明史专家，殊不知被作者灌了多少迷魂汤，原本不清楚的脑袋变得更加浆糊。

谈到俗，是因为作者的眼光，并没有超出明清说书人的水平（讲故事的水平还要差些），只不多人家是戏说，而作者谈的是正史。除此之外，作者似乎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评述历史的时候眼光还是传统的，古代的，老掉牙的。

即便是古人，也有思想敏锐者对中国的皇权制度，对中国的帝王做过猛烈地抨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把皇帝描述为这样的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也直言道“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

作者所着力歌颂的朱元璋几乎是开国皇帝中最蒙昧，最残暴的一个，正是他让中国历史进入的更加黑暗的隧道。正好我读过的书中，也有一些关于朱元璋的评价，正好贴过来和作者的歌颂对比一下。

李敖对朱元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皇帝，也是恶棍皇帝。在他平天下后第二年，就正式成立了“锦衣卫”，这是他御用的强大特务机构，专门用来整肃异己或战友。帮他打天下的如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等等，都在“锦衣卫”成立先后被宰掉。

最近两天，从图书馆里借得王学泰的名著《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正好里面专门有一章从游民皇帝的角度分析朱元璋，在这里摘录一些：

赵翼说朱元璋有“盗贼”之性，主要就是指他称帝之后逐渐表现出的极端残忍的一面。（朱元璋出身游民），游民残忍的性格，与其生活经历中饱受的苦难和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感觉便迟钝了，此时对他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便缺少了常人应有的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是痛苦。游民文化水平低，智力水平也相应较低，人们同情他人的痛苦，首先要对他人的心理世界有所了解，而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较低的人们不具备这些，所以人的同情心缺少了，人性中残酷的一面就不免要畸形发展了。朱元璋是具有相当高的智力水平的，最初虽没有文化，后来随文人士大夫读书，达到相当的水平，因此，他在统治中所表现出的残忍是出于感觉的麻木和政治的需要。

我们说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方面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还不是说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杀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对人的自尊的贱视和蔑视。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无异于猪狗，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蔑视人这一点，虽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这个游民出身的皇帝的行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整顿吏治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推行打击面极大的政策和极为残忍的肉刑，在上一节中我们已有介绍。近几十年来一些史家，把明太祖无节制的杀戮说成是他在维护法制时对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进行的“无情的打击”，其语意颇有赞颂之意，似乎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残酷。这种意见显然带着时代的烙印，在社会文明有长足进步的今天，很难得到人们的公认。

朱元璋蔑视人、贱视生命的意识也成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不仅那些权阉、权臣随意使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是这个传统的再现；而且，文人士大夫的自虐情节也与此传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自尊，许多人以自污求生存。明初著名诗人袁凯曾以《白燕诗》闻名于时，入明，以荐授御史。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审完一些案子，常把这些案子的档案及量刑结论给太子看，太子往往予以减刑。朱元璋问袁凯：“朕与太子孰是？”袁凯谁也不好得罪，只好说：“陛下之法正，东宫之心慈。”朱认为袁凯老奸巨猾，首鼠两端，一度下狱。释放后，袁凯感到做朝臣的艰难，又没有理由回归乡里，于是装疯，仆地不起。太祖派人用木钻钻他，他也忍住不动，被视为真疯，这样才被放归家乡。后来朱元璋又曾派使者到他家侦查，他当着使者的面唱《月儿高》的小曲，吃狗屎，这样才幸逃一死，见《列朝诗集小传》及《明史》本传。得以寿终，在明初的文人圈中还真有点意外。又如《南吴旧话录》记载上海文人郁惟正被征诏，当时朱元璋威福莫测，常有征召文士入朝，“立受显职，旋即诛戮者”。郁惟正深自韬晦，进京后，皇帝让他自我介绍，他作诗云：

上海入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见，饶了一条穷性命。

看到这种自我污辱式的自白，朱元璋才准许其归隐。文人士大夫要生存，非得彻底去掉面子，泯灭自尊不可，连求生都如此艰难，更不要想追求历代儒者所倡导的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风骨了。文人士大夫只有彻底变成软体动物，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这不仅使文人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中断，也导致了全民道德水准的下降。因为知识阶层的道德水准不单纯是他们自己的事，它关系着整个的社会。

现代和当代的文人学者对朱元璋类似的评价很多，譬如鲁迅把他称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两节谈论到其人其事：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明朝***中有“三法司”，专门负责司法。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就是这样一个流氓皇帝，作者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肉麻的吹捧。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

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

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

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是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个人，歌颂个人奋斗的精神，似乎也并无大错。然而，历史上那些民夫独贼们，以一人之力，取得“丰功伟绩”的不也不乏其人吗？希特勒流浪汉出身，差点儿征服了整个欧洲。斯大林幼年是贫苦的学徒，却统治了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几十年。赤柬的大魔头波尔波特也是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社会动荡之际，沉渣泛起，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不是朱元璋当皇帝就是李元璋张元璋当皇帝，这里面有个人才能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成分。一人成功之后，就大捧臭脚（对明朝第二个残暴皇帝朱棣作者也是如此），这是典型的奴才心理。内心强大的现代国民不仅不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对于真正伟大的人物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或抛弃。

让我们来看看二战以后英国人怎么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没有哪一个人物比人民的权利还重要。如果让作者选择，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回到朱元璋那个阴森恐怖，死气沉沉，人民终生不能更换职业（像作者这样，不好好当公务员而胡乱写书，不知朱元璋会如何处置），官员随时担心掉脑袋，被剥皮實草监狱一般的社会中去。

我不知道作者那个脑袋瓜里，除了对暴君们的歌颂，有没有曾经有一秒钟想到过，元末明初之际，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让中华民族有更好的活法，未来的历史有一个更好的走向。

如果只是听故事，如果只是依旧拜伏在地上，仰看那些“英雄”们，这样的历史不读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