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苏童访谈——河岸最好的解读》

(导)在2002年《蛇为什么会飞》之后，中间苏童回过一次秦朝，2006年，他出版了《碧奴》。3年后，他又回到了当代，有人说《河岸》是他第二次用长篇写当代的故事，发生在70年代。《碧奴》出版后，有人批评他“一根筋”，死命地写一个女人的哭泣。这回的《河岸》，还是“一根筋”，一对父子之间的战争。这次的“一根筋”，是比哭泣更憋闷更心酸更有痛感和耻感的，它是进入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一艘船。

2009年6月5日，《晨报周刊》对话作家苏童。

(主) 苏童：性是健康的，尽管坦坦荡荡写，坦荡的性一定不是色情

文

袁复生 图

CFP

苏童曾这样描述他在见到余华的感触：“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街头少年来了！”

分别出生于1963、1960年的他们，有着共同的70年代，文革和他们的少年时代同期。所以这回的《河岸》，苏童说是给“70年代一个交代”。

但什么是真实的70年代？这是一个不宜追问的问题。难怪他把这个故事放在河流之上，虽然在江南写河流上的船民，是在情理之中。但结合他的背景——文革，更让人容易联想到他的企图：岸上是陷入政治漩涡的文革社会，河中的船民社会则拥有一种观望的距离，保留了更多传统社会的特征……小说写得很流畅，隐秘而紧张的父子关系，总是能引发我们的共鸣，

也许，正因为记忆是暧昧的，所以苏童把切口放在了最个人的点——性。

[历史]

（）我不会用空屁去描述那个时代的人性灾难和社会灾难，我只是试图依靠一个少年的眼光，用另类一点的角度去传达那种灾难

晨报周刊：小说中出现了“空屁”这个词，它在方言里面是什么意思，可以用普通话来解释吗？

苏童：在苏南方言里，“空屁”的意思其实就是空与屁的结合，强调一无所获，但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失望感和挫败感。

晨报周刊：我觉得“空屁”不仅是个形容词，它还是个动词，岸上的人把被下放到船队的少年库东亮取外号叫“空屁”，而库看他的父亲，看油坊镇，看治安队，也觉得他们是“空屁”。这种双向的“空屁”，是你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看法？

苏童：我觉得你的读解有意思，确实，在小说中“空屁”可以是动词，库东亮被所有人空屁了，其他人也被库东亮空屁了，但我不会用空屁去描述那个时代的人性灾难和社会灾难，我只是试图依靠一个少年的眼光，用另类一点的角度去传达那种灾难，灾难不是空屁，灾难有其特殊的阴郁沉重的“色•香•味”。

晨报周刊：故事发展到最后，安放当年十分神圣的邓少香烈士纪念碑的棋亭被拆掉，要改造成停车场。关于邓本身的历史，其间在被工作组不断改写。历史也是一个“空屁”吗？

苏童：所有的历史都只有一个真相，但之所以一代代人都在以各自的立场书写记录历史，是因为历史借助于人的公正性甚至是倾向性得以书写，容许改写，或者留下了改写的空隙，历史因此是有活力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不是空屁，但从某种意义上看，我认为它也可以是虚无的。

晨报周刊：你说“《河岸》这个小说是我第一次想到我不止要写一个河流的故事还要写70年代的故事，然后才有这样一个想法写一条船和父子两个的故事”，写这个小说是“想对70年代作出某些交代”。但你这个“交代”，最核心的线索是“父子关系”，同时，父亲和作为烈士的奶奶之间的血统关系，是另一条线索。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在你看来，“70年代”成长的少年，是没有故乡，没有根(家)的一代？这是他们最大的焦虑所在？

苏童：我一直热衷于表达父子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紧张，而且特别具有弹性，寓含了很多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意味。《河流》中由邓少香奶奶牵引的一条血统的红线一直在跳跃，而父子关系是《河岸》中的核心人物关系，也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动力。《河岸》中库东亮始终在寻访他的故乡，他得到了暗示，他父亲的故乡是河流（库文轩与鱼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库东亮也许有故乡，但他的故乡很可能就是河流。我一直认为60年代的一代人看待“后文革”时代，由于一种无可避免的“童年视角”影响，书写态度有点分裂，真实记忆中的苦难感有点模糊，而“革命”所带有的狂欢色彩非常清晰，这样的记忆，悲哀往往更多来自理性，是理性追加的。如果说这一代人有焦虑，

晨报周刊：在因为 “作风问题”蒙羞之后，库文轩选择了自残——用剪刀剪掉了自己的生殖器，但你只让他剪了一半，为什么？

苏童：我不想对库文轩太残酷，他只是生活在一种“伤害”的氛围中，伤害他人，被他人伤害，然后自我伤害，他的生殖器并非仅仅是一个羞耻的记号，也是自救的象征，尽管看起来很极端。

[性]

（）漫长的父子战争的关键词之一是“性”，其核心是禁锢与自由的对峙，性挤压人生，摧毁人生

晨报周刊：之前有媒体说你这个书里有很多性描写，但我仔细看了这22．8万字的小说，并没有突出的性描写，是不是有些性描写被出版社删掉了？

苏童：我没有对比过，但我想我写的性不至于要到被删的地步，因为我有明确的观念，性是健康的，尽管坦坦荡荡写，坦荡的性一定不是色情。

晨报周刊：在整个小说中，“性”自始至终都是和“羞耻”划上等号的，不论是当事的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是亲历者还是下一代，乃至当事人的弟弟、丈夫，都将其和“羞耻”划上了等号。这样的等号，在中国传统中也存在，但为什么在你小说中将它的力量推到了极致，要让死亡来给它买单？

苏童：事实上我有意表达那个时代特殊的“性压抑”气氛。性与羞耻划等号，不仅在那个时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常识，这样的性禁忌必然与普通人的生活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了会怎样？文化是不买单的，当然是身体买单，当事者买单。

晨报周刊：你在很多访谈中也谈到了性描写，但大多数的报道，只谈了写作的尺度和技巧问题。其实，性作为一个角度，是小说的动力所在。这方面似乎报道得并不多，为什么“性描写”对于《河岸》的写作，这么重要？

苏童：是，性在《河岸》中也是一股叙述动力，河上，岸上，性引发了很多故事。而库文轩带着一只最大的“性”的面具，库文轩本身的遭遇，引发了他与库东亮一场漫长的父子战争，这战争的关键词之一是“性”，其核心是禁锢与自由的对峙，父亲对儿子的管教从思想到身体，性的压制是管教的焦点，这战争后来也蔓延到岸上，甚至慧仙的生活中，性挤压人生，摧毁人生，性的遭遇有时候成为重要的人生内容，所以，我认为“性描写”对《河岸》很重要。我担心的是没有写好。

晨报周刊：但到结尾处，性的动力却被你用“亲情”消解了，为什么这样处理呢？

苏童：

[父子]

（）紧张的父子关系无论紧张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有弹性，因为这关系包含着难言的亲情

晨报周刊：结尾的父子情，很让人唏嘘。库东亮把奶奶邓少香的烈士纪念碑偷到了船上，和父亲库文轩一起进行“纪念碑保卫战”的那一夜，“第一次沐浴了父亲难得的慈爱”，躺进父亲铺好的旧毯子下，“温暖荡漾开来，父亲的恩情包裹起来”，自从他们父子被放逐之后，这是13年里的第一次，整整13年里，天然的父子情被什么东西扼杀了？这一次亲情重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苏童：紧张的父子关系无论紧张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有弹性，之所以有弹性，因为这关系包含着难言的亲情，父与子其实是互相倚靠的，这倚靠来自于互相的爱，紧张并不会消失，但爱总是会喷薄而出的，写他们的父子之爱，本身也是我的叙述目标。

晨报周刊：去掉时代的因素，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有背景的、希望儿子“出息”的库家，是冰冷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但两相对比，那些船家的少年，家庭关系显得更温和一些。你怎么看“望子成龙”背后的冰冷和相互伤害？

苏童：望子成龙从来都是为父母者的选择，并没有得到子女的同意，问题在于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手中握有子女的同意书。伤害有时候以爱的名义出现，有时候以正义的名义出现，无法满足时会激起伤害者的愤怒，被伤害者难以反抗，因此会逃避，会躲闪，甚至会像库东亮那样离家去寻找一个名叫“幸福”的地方。

晨报周刊：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这种父子关系。你曾在一个访谈中说“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大概是中国家庭最普遍的父子关系。我孝顺他，他牵挂我，但是我们很少进行真正的交流，因为我们几乎在所有观点上意见相左”，你用了“普遍”和“所有”来形容自己的父子的关系，这样的矛盾和相左，有可能在你和下一代人身上获得共识与和解吗？

苏童：不一定获得共识，但父与子的和解途径其实很隐秘，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