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良友我来说说《天下良友》

如果只是对市场感召的一种回应，近几年有关像《良友》类民国图书杂志被人们重新复读和复归的热衷，那我们倒有些疑惑了；但如果是传媒出于自身研究的深度考量，那倒是一种向好的时态。《良友》曾经的兴旺有太多可以给当今传媒借鉴的范例，传媒在如何引导文化市场的消费上有太多的事可做，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味地在金钱决定消费的指挥棒下迷失自我，只会离最初的宗旨走得更远。臧杰在书的前言对这一现象有良好的评估，在梳理《良友》的史料后，对《良友》的贡献也有客观的评价 。

对《良友》的早期研究中，有萨空了的《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和阿英德《中国画报之经过》两篇著名评述文章，而在现今背景下去重新研究《良友》，臧杰 所引发的“社会公共舆论”话题，却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良友》画报无论从公共空间考量，还是从以刊物为核心的著作编辑群体上考量，都体现了一种生产社会公共舆论，体现政治批判功能的能力。”在政治权力垄断的今天，这样的可能到底有多大？这样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些还是未知，但类似的努力却一直没停顿，像势单力薄的民间读书刊物的兴起，就是在悄悄中进行的。而要真正突破政治家办报，如何为文人（学者）办报、商人办报赢得空间这才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有关商业、文化、政治及公共空间的同构）出发，应该说《良友》画报所体现的正是在商业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像商品一样，想朋友一样，像伴侣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给人以文化上的当头棒喝，不在于取消蒙昧，但未必妨碍它具有启蒙作用，未必妨碍成为营构公共空间的要件，也未必妨碍它被定格为出版史或是画报史上的'明珠'。”这样良好的愿望是令人心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商人有如此良知和高尚的自觉担当？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商业能心甘情愿地为文化建设、公共空间的构造做必要的牺牲吗？

从这个意义上看，《天下良友》就不仅仅是一本回顾历史的书了，它的份量会因此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