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精神《本土论述和典范故事》

一

台湾的政治斗争中，某些政客（不局限于民进党）常常操纵省籍议题、统独意识形态。赵少康曾被诬为“新卖台集团”。宋楚瑜在卸任省长时，创下90%民意支持度的纪录；但在零四年大选时，“台湾人选台湾人”“中国猪滚回中国去”的聒噪始终不绝于耳。零八选战以来，陈水扁、谢长廷已经不止一次地操纵省籍、统独，小到马鹤凌的骨灰坛、马英九的“三重国籍”，大到诬蔑“两岸共同市场”是“一中市场”，会使台湾“女人找不到公，男人找不到工”。

一方面，省籍议题的操纵、意识形态的攻击，往往会使外省出身的政治人物在斗争中失利，干扰选民的理智判断。贤能的政治人物在屋里唉声叹气，腐败无能的政党继续在台上唱戏（套用张伯苓的话）。更深层次的影响是，长期挑拨、深化甚至刻意制造族群冲突，会使台湾岛内社会共同体愈发脆弱甚至解体，最终民主失灵，***失灵——这是更令人担心的事，但也决不是危言耸听。从全球范围来看，1988年以来，国际形势变化，联合国成员增加了33个（超过20%）；同时出现许多“失灵的国家”（非洲的苏丹、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以及若干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央***名存实亡、效能大减，内部战乱频仍[1]。（对台湾来说，霍布斯邦的这个观察其实还有一个讽刺的意义：进入联合国，无论“入联”还是“返联”，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很多时候，民族主义的无限膨胀、社会共同体的崩溃，正是这种恶果的原因和前兆。

面对棘手的族群议题，负责任的政客必须有所作为——对于惯于操纵议题的政客来说，是必须有所不为。

二

2007年6月，马英九出版新书《原乡精神》，该书以“台湾的典范故事”为副标题，正文分为“典范”“淬炼”“坚韧”三部分。

开篇导论《新台湾人，向前行》为曾任《中国时报》主笔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所作，尝试系统地重新定义“本土”和“本土政权”，打破民进党在这个议题上的垄断。其要点有四：1）在历史上三波全球化背景之下，台湾经历七次大的移民潮，“本土其实就是这七波移民文化的总和”（当然也应包括原住民文化）；2）“本土”的定义是有生命的、不断创造的、开放包容的过程；3）民进党长期操纵的省籍矛盾其实是在利用两波移民间的权力矛盾（即清朝移民和一九四五年以后接收人员和四九年大撤退的两百万移民）；4）民主化之后，两千三百万人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就是“本土政权”，不再有威权统治和权力垄断的问题[2]。

在民进党用意识形态制造的泥淖中，马杨的这一论述更理性、更包容、更清新，有利于台湾社会重新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参考路阳的《***民族观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马杨的论述实际上是对“无差别认同论”和李登辉“新台湾人”论的继承和发展[3]。杨渡本人也根本不回避这一点，以“新台湾人”为题，就证明了他在有意无意的移植。我们甚至回忆起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长选举时的情景：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马英九先生，你是哪里人？”“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爱台湾的新台湾人。”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点，就“清纯”地批评“新台湾人”论完全是为***服务——笔者认为，目前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统独，而是台湾社会共识的凝聚和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和平统一甚至都不是两岸关系中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台湾人”的观念在目前是理性的、先进的，也符合台湾社会六十年来的发展情况。马英九认同“新台湾人”论，这或许是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的胜利？

三

谁是马英九眼中的典范人物，他举出的五位是：刘铭传、李友邦、胡适、蒋经国、张我军。这五位大致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刘、蒋、胡三位外省人，他们为台湾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现代化做出贡献。两位本省人中，张我军是“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是最早在台湾推行中文白话文运动的本省知识分子；李友邦投入民族救亡的运动，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抗日战争中推动“台湾复省”运动。

从这些“典范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诚如绿营人士指出的，“必须有浓浓的‘中国性’，才是马英九心目中的‘台湾典范’，这至少是‘矫枉过正’” [4]。尽管从逻辑上讲，马英九举出的五位并非是他心目中台湾典范的全部，但政治不是逻辑游戏，选举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完全的理性。评述的五个故事至少体现了马英九深厚的“中国情结”“精英情结”，选民至少有理由怀疑马英九是否真正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回归到台湾的土地。所幸的是，他努力坚持的“下乡长住计划”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怀疑——这自然是题外话。

政治人物读史说史，总是各取所需，当作辅佐自己立场的工具。在《原乡精神》中，马杨试图重述二二八。在收录的《族群团结的力量与光辉——感怀二二八》一文中，马英九一直在勾绘“在残酷的‘二二八事件’中，充满了人性光辉的另一面”。“许多本省家庭保护了外省同胞；许多外省人士为本省同胞仗义执言，留下了太多感人的故事”[5]。笔者并不质疑他所用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将一场公认的历史惨剧蜻蜓点水般地归咎于镇压，而不敢碰触外来政权的权力垄断这一深层原因（一九四七年的在台接收人员当然是“外来政权”）。漠视当时条件下的族群冲突和不平等，反而高歌“族群团结的力量与光辉”，便是见木不见林、太过牵强了。“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伤痛。笔者当然不赞成民进党利用二二八事件大搞清算斗争，加深族群仇恨。但笔者也很失望马杨将“二二八事件”重新定义为“族群团结的光辉”。政治人物谈历史，不只是事实真假的问题，更有评价态度的问题。如果蓝绿两党都大谈支持各自立场的史料（即便那些史料是真实的），宣扬他们认为正确的史观，双方的民众却互不接受，那么马英九口中的“族群团结的光辉”只会沦为书面的高调。

难道需要另一次“二二八”，重现“族群团结的力量和光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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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bsbawm Eric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London Little Brown 2007 84

[2] 马英九：《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台湾地区：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1-38页

[3] 路阳：“***民族观研究”《两岸青年》第三期，22-23页（2007/11）

[4] 陈仪深：“原乡精神？拐弯抹角反本土”3段，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un/28/today-o1.htm# （自由电子报，转载时间：2007-6-28）

[5] 马英九：《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台湾地区：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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