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的微笑《论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里赵松

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但他又注定是个不得不安于本分的人。原因都是由于他太过聪明，别人看不清楚的事，弄不清楚的道理，到在他那里，都是那么的清楚、透彻，而且简明。用句很俗的话讲，就是他太了解人性，通晓世理。他知道在其所热衷的政治领域，有太多的超乎道德规范之外的因素起关键作用。他知道命运的力量，但并不会盲从于命运的摆布，相信积极有效的行动更有利于把握命运的方向。他蔑视那些被道德习惯教化起来的看不懂社会以及政治真面目的大多数的人们。他有着足够成为“帝王师”的资本，但终其一生都只是个著书人。他的全部政治野心与理想，也都只能在他的书中得以体现。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奇人会被闲置，但也由此可以猜测出，在他的那个时代，他以及他的思想，并不是到哪里都能被接受，更不用说受到欢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人性及政治的非凡洞察力，使他成为别人无法理解的人，和不得不加以抑制和防范的人。所以他注定是属于别的时代的人。他就是马基雅维里。

多少有些不幸，他的家庭没有给他提供合适的基础和背景，顶多只在其年少时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而他的非同寻常的政治见识与远大理想，自始至终都没能找到合适变的舞台得以施展和实现。不知道为什么，谈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的孔子。不能不说他们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很有从政和治世的野心或者说理想，处境都是分裂的年代，他生活在分裂的意大利，在有文化的弱国佛罗伦萨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孔子则生活在春秋时弱小的有文化富礼仪的鲁国；他们都曾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主，最后都不能成功，不得不只能去从事或者类似于从事著书立说的事，把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世。他们都享有不朽的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皆然相反，他渴望意大利的统一强大，而孔子则只想将自己的安邦理想放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国度实现；他崇尚的是那种超越道德领域随机应变的权谋之术，而孔子则崇尚以德以礼治国安邦的思想，孔子知天命，喜欢讲学，并有弟子三千，多少传承他的思想，而他，虽然知命却不认命的他，则始终只是孤独一人，唯有著书以将思想遗传后代。孔子是有所言有所不言的，越老越懂得沉默安分，他则是知无不言的，从来都是热衷于将覆盖在政治世界表面的那些纱幕揭去，以残酷的真相告知世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孔子后来被尊为圣人，因为从不会揭开那些君王的底牌，而他是那么容易被道德家们所诟病，因为他让那些政治魔术没了秘密可言。所以他注定是个不大受欢迎的人，一个散布危险思想的人，一个胆敢向世人泄露游戏规则的人。

他始终都只能算是个旁观者，从在佛罗伦萨进入外交领域开始，他就开始观察政治的世界。带着他的政治理想和野心，他的目光始终在关注那些君主，而不是占大多数的普通人。在他看来，决定历史的只能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君主，而不是大众。因为在他眼里，群众不过是群氓而已，而且，“群氓总是迷惑于皮相或事情的结局，而这个世界恰恰充斥着群氓。”关键在于，“多数人都是以貌取人。”“因为一般人等更多的是用眼睛而不是用双手进行判断，每个人都能看到你，却只有少数人能够摸透你。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如何，但只有少数人能够摸透你实际上如何，而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看法的，因为后者会得到最高权威的支持。”所以在他看来，“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而且“一旦必须，他也知道如何为非作歹。”他生怕那些君主不能理解他的意图，所以他一定要说得细致：“比如说，你可以显得慈悲为怀，值得信赖，仁至义尽，清白无暇，心地虔诚――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旦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你就要能够做到反其道而行之。必须明白一点，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体力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诚实，悖逆人道，悖逆信仰。因此，他必须做好精神准备，按照命运指示的方向和事态的变化而随机应变。”用句俗话来形容，他真是不怕把人教“坏”。显然在他的经验和思想里，只有能够随机应变的“坏人”君主，才能真正牢牢地掌控其政治权力和局面。他从来不是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是个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为了达成政治目的，需要的就是不择手段。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诡计胜于诚实。”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通过研究历史，甚至是神话传说，他觉得这种品性由来已久，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君主必须明白如何兼备人性和***，有其一没有其二，就不可能长保其安。”而且仅仅明白还不够，君主“他应当熟知***和人性的应用之道。”为了更为形象化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应当同时具备狐狸与狮子的特性，“君主应当既是一只狐狸以识别陷阱，又是一头狮子以镇慑豺狼。”他还在指出“人性恶劣”的基础上，强调“那些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总是捷足先登，但他必须精通如何掩饰这种***，必须是个伟大的模仿者和伪君子。人们如此容易轻信，如此受制于眼前的需要，以致想要骗人的君主总能找到愿意被骗的人们。”估计那些精通君主之道的人看到这样的说法时是一定要冒出冷汗的，也一定觉得这个人真是眼毒嘴利，把行业秘密都道了出来。当然他们也不至于太过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是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耸人听闻的说辞的。他们自会做得比他说的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明白人，他们也会敬而远之的，就让他继续活在乡下，写他的书吧。对于那些强调道德与人性向善的人们来说，他的说法无疑就是故意的哗众取宠而已。这个人怎么可以自负而且***到了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并且全然不顾他人感受的地步呢？！他竟然敢声称“明智的残酷是真正的仁慈”、“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为安全”、“某些貌似德行的品质，如果君主身体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数；某些貌似邪恶的品质，如果君主身体力行，反而会带来安全与安宁”。

可以想象，在当时，他的大胆的说法一定是惹毛了甚至是惹火了很多不明就里的“善良”人们以及“道德”之士。在他们看来，他简直就是个思想上的恐怖分子，要把人心搅得乱成一团，消除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界限。所以他就是看不起所谓的民众，所谓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无知，且盲目，没有什么辨别力，永远都是被善于表演的人搞得昏头转向愚蠢看客。不过，他虽然看不起占大多数的民众，但他恰恰又深知民众的重要性。所以他提醒君主一定要了解民众的需要，重视并善于利用民众的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的要求通常并不复杂：“不过是免于压迫”，“不愿意被有钱人支使和压迫”。在他的眼中，现实是残酷的，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民众，其实都需要丢掉“道德幻想”，否则只能自取其辱，而不知所以然。因为显然，“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是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将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想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注定会一败涂地。”现实社会的肌体与游戏规则，在他的眼光里，始终都是这样***裸的，而不是朦胧暧昧的，他总是能把那些人为的遮羞布和帷幕扯得一干二净，让人去直视它，就像去直视人的***一样，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它根本就不神秘。他对人也同样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人们是多么易于腐化变质，使自身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性情，不管他们多么的善良，或有多好的教养，（为了得到小恩小惠）……多么容易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论李维》第42章）

他确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他自负到可以把一本《君主论》写得如此之薄，同时又把君主之道写得如此之深刻露骨地透彻。他是个熟谙历史的人。他向往古罗马的政治思想和权谋之术，以及那个充满了尚武与公共精神的黄金时代，而鄙视其所身处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生活观。他也有能力把书写得厚实丰富，比如那本《佛罗伦萨史》，还有那本《论李维》和专门论述如何打仗的《兵法》。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当然这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他写过一些戏剧作品，比如那个留传下来的《曼荼罗》，很可能，他还曾写过一些诗。在隐居乡下的那个圣安德烈小农场期间，他曾多次想法谋求恢复参与政治事务的可能，但都没有结果。这个结果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可以让他安心去写好他要写的那些东西，摆脱欲望以及时代环境的束缚。所以他在《论李维》的前言里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所谓做善事，无非就是把因时运不济而做不成的事情，传授于人，以待众人具备能力时，由他们中最受上天垂青的人着手完成。”但通过这段话，也不难看出，他心里还是很有不甘的。对于这么一个知道命运的力量，同时又相信通过人的智慧和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人，最终的结果仍旧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同时也是逐渐认识到了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他的《君主论》曾被称为“恶棍手册”，他在死后这五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时间的名声与影响力却是日益广大。只要熟读他的《君主论》这本小册子，就会发现，当今世界的政治游戏虽然演技更为高超复杂，但本质上并不比他的那个时代更特出，拿着这本马基雅维里政治权术说明书，就会有一目了然的感觉，而不会轻易受到蒙蔽。他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从那些后来推崇他的伟人名单中窥见一斑：斯宾诺莎，黑格尔，培根，休谟，马克思，克罗齐，葛兰西……。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