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读《亲爱的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一本亲子对话形式的读物，乍看之下，还以为是“父母必读”这一类的育儿经。这本书，倒真是“父母必读”，也是“儿女必读”，我的观点就是——人人必读，至少是人人可读。母子通信的形式，讲的是两代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所遇到的各种困惑，可读性很强，感染力也很强，毫不艰涩，这就是举重若轻。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序言《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

龙应台在34岁的时候做了长子安德烈的母亲。混血儿安德烈大部分时候在德国长大，14岁时，母亲离欧返台，4年之后，母子之间忽然发现彼此的陌生。于是龙应台邀请安德烈以书信的形式和她合写一个专栏，出乎她的意料，安德烈答应了，于是，诞生了这本书。

一共288页，包含35封龙应台和安德烈的信，还有一些读者来信和评论，很容易看完的一本书。看完时刚好是这个安静的星期天下午，热但是不烦，我便立即开始看第二遍，并且打开电脑做这篇读书笔记。大学毕业以后，灵感和激情已经很久没有战胜过拖拉和懒惰了，要谢谢龙应台和安德烈。我的E-PC，再不打开来过过电，估计芯片都要生锈了。

在第2封信《为谁加油》（龙应台）和第3封信《逃避国家》（安德烈）里，母子谈到民族主义的问题。安德烈是德国人，二战中的战败国；龙应台是台湾人，亚细亚的孤儿岛屿；而同时二人又都是受过多元化文化熏陶的“国际人”，他们来谈这个问题，自有独特见解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偏颇。

母亲问：“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它的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够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恶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我实在太少关注国际事务了，更少深入去看别国的文化内核，想得最多的，还是找机会存钱去饕餮欧洲美景。在安德烈的回信中，我第一次了解到，作为战败国的阴影，在德国一直留存至今。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概念，因为纳粹的历史，连“以德国为荣”这种很平常的情感都很少流露，在安德烈所受的教育中，爱国主义内容甚少，“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少年儿童，和曾经是这样的少年儿童的我们，很难想象德国这种“耻感”教育。当年学的近现代历史早已忘得连骨架也不清晰，德国在二战后受到了什么制裁更搞不清楚，我很想知道，德国人的“耻感”，以至于总理在华沙下跪谢罪的深沉的“耻感”，究竟是因为所受的处罚带来的压力深入精神，还是因为这个民族本身的自省性？自然而然会想到日本，同样是战败国，日本的表现和德国截然相反，究竟是因为那两颗原子弹对日本平民的伤害逼出了一种“鱼死网破”的作风，还是因为大和民族本身的“武士道”？

在后文中，龙应台将纳粹和文革称为人类文化的两次大倒退，所以我也想起文革。二战距今的时间，比文革距今的时间要长得多。虽然安德烈这代年轻人开始厌倦老是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但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现在德国的主流，仍然不敢流露“以德国人为荣”的情感，年轻人的突破，也仍然需要从重塑民族信心开始。而在中国，同样年龄的一代，大概没有几人记得文革了吧？更不用说因此而生“耻感”。大局上对丑恶历史的忽略，可以理解，就好比我多年来逃避关于高考的任何话题；但我知道自己从来不曾忘记过那我一心想埋葬的耻辱，这耻辱也会激励现在的我不断进步。我只是想知道，德国以纳粹为耻，中国却选择性遗忘文革，是否因为德国面对着整个世界的指责，而文革只是中国内部的小小家事呢？我希望“选择性遗忘”这个词用错了，但是我周围的许许多多同龄人，真的都很不了解那段历史，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席慕容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第5封信《对玫瑰花的反抗》(龙应台)

这封信写的其实是年轻人的反叛和选择，举了一九六八年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的例子，“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

这可能不太相干，我想起某天午饭和同事的聊天。同行的几个同事观点基本一致，以后若是有了小孩，不会让孩子有太过散漫的童年，因为-我们都在后悔小时候贪玩没有至少学一学钢琴；不会让孩子有太过辛苦的学生时代，有条件便送出国去念书，既可以躲开高考，又可以开阔眼界，关键在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未竟的愿望；也不会在小小孩说自己长大要当明星的时候叫他“现实点”，人生的多种可能，做家长的未必有眼光都看得到。

绝不是要让孩子替我们实现梦想，而是我们觉得那样真的最好。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使你设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第6封信《一切都是小小的》（安德烈）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是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第9封信《两种道德》（龙应台）

小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叫《挑山工》，讲的是泰山的挑山工。那篇课文中基本上看不出挑山工有多辛苦，大部分表达的都是挑山工坚持不懈爬山对作者的激励。那些年的文字里，是不会有太多对于个体的人文关怀的，挑山工的淳朴和坚韧，不过是促使画家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

龙应台写的这样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也常常遇到。昨天去替人买商务礼品，一支万宝龙的签字笔就要三千多。In the one world with one dream，有的人用着三千多的笔，有的人做着收入微薄的苦工，有的人没有饭吃。我们又能如何，我们不能不送这支昂贵的笔，也无法把我们的饭分给穷人，而且，和更高层的人类相比，我们做的何尝不是收入微薄的苦工（这种说法，客观而言，还是比较找抽的）。

所以龙应台对安德烈讲到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做到积极道德，比如像绿色和平一样到超市里劝阻人们购买毁坏原始森林而制造的卫生纸，或者在遇到不良事件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消极道德这种更容易的方式，我们是可以实现的。这里的“消极”并非贬义，只是指一种程度比较低的方式，比如及时关掉不用的灯节约电力，随身携带环保袋和环保筷子并且真的使用。

我一直都在做这些消极道德的环保行为。而我希望自己能更积极一些。楼下大堂的门禁坏了很多天了，那么，我来给物业打个电话吧。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回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的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质量。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和《战国策》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

——第11封信《阳光照亮你的路》（龙应台）

这段话惊醒了我。我一定有什么时候羡慕过什么人的聪明的投机，认为这是智慧的表现。在这个世界里，运用各种关系和资源，绕开规则获得利益，是被大家所称道的，投机，本来是贬义的词，现在已经中性了吧。

《左传》和《战国策》，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读到，既然龙应台对她的德国儿子都可以抱这样的期待。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什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罗那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罗那——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罗那人、伦敦人是为了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了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第22封信《大学生哪里去了？》（安德烈）

以前，我常常在背后议论我的老板，非议他制定的制度、对工作的指导甚至开会时的状态。在每一个公司，高层领导都会受到员工这样的对待，员工在非正式的谈论里，对公司的发展大计都有无穷无尽的真知灼见。

后来我不让自己这样了。刚搬进新房不久，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开过几次会，我们去参加了一次。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我也不知道业主代表是谁选出的，但那个女孩一直站在前面和开发商一点点交涉，口才、条理、亲和力都很不错。我们坐在房间后面悠闲旁听，旁边有两个半老头在聊天，很有见解地说，这个业主代表，想得不周到，每一次和开发商开这样的会，都应该找人做详细的会议纪要存档，不然这样口头上扯皮没完没了；封阳台的事情没这么复杂，××小区人家就做得很好，物业直接出方案业主选择接受不接受就行了，哪像这里半天搞不清楚。我听了觉得很无聊，业主代表是义务代表大家来进行交涉，费力还不讨好，你们厉害，想得周到，为什么你们不去帮忙或者哪怕建议一下呢？原来说风凉话是最容易的。

后来看《２４小时》第６季，副总统看不上总统在面对恐怖威胁时的做法，一心想把总统搞下来，但后来总统真的因为身体情况紧急让位给他，这副总统经历了作为一个总统必须承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承认事情看上去比身处其中去做、去承担责任要难得多，他错怪了总统。

对于“做”，中国人一直是比较不主动的，温吞保守；而对于“说”，大家都不会吝惜自己的意见。可是真的，做比说难多了，不然，为什么为我不去做老板呢？

这些想法和安德烈写的游行的事情好似不太相关，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都能行动，事情就会不一样。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游行——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成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是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

——第27封信《给河马刷牙》（龙应台）

“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失败启蒙’教给我的，不是‘你以后一定要做那城市里的人’，而是，‘你以后一定不能忍受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所带来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而是，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的定义。”——第30封信《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龙应台）

“MM，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精神，一个社会是可以集体变‘笨’的是不是？”

——第31封信《***的手可以伸多长？》（安德烈）

我买了《野火集》，我想看一看，这个诚恳和儿子交流的学者妈妈，当年一文成名的激进是什么样子。她本来学的是文学啊，一直学的是文学，却成长为民主斗士。“‘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而是，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的定义。”这一点，就和大多数人生套路极为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