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往事《重构的温情》

重构的温情

《红尘往事》 刘宜庆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出版

◎王国华

《红尘往事》一书的副题是“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记述了三十多位民国人物的情感故事（有些延伸到1949年以后）。我先翻看有关汪曾祺的那一段。在我印象里，汪曾祺的情感生活简直一片空白，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绝口不提。但就在前两年，我从程绍国先生著作《林斤澜说》中，偶尔发现一段，“1991年，汪曾祺独自到温州约会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东道主来为他送行，几次都敲不开门，后来还是让林斤澜替主人们敲开了门，汪曾祺显得十分不高兴。在到机场的路上，汪曾祺和那位潘女士坐在后座上，两人一直手握着手，并在机场里拥抱告别。汪曾祺的夫人对他的这种作风很是了解，背地里也不少吃醋。老伴患脑血栓瘫在床上，还疑心汪曾祺和保姆有染。”

这一段文字严重刺激了我，它完全摧毁了汪曾祺作品给我留下的恬淡、温和、超脱的印象。刘宜庆没有选择这一段，或许他没看到吧？等我读罢《红尘往事》全书，心中又有了犹疑———即使刘宜庆看到这一段，他会不会纳入？即便纳入，他是以抚摸创口的方式，还是以撕裂的方式纳入？

那一定是前者了。刘宜庆在该书中的选择很有分寸，看似无心，其实有意。比如蒋梦麟到台湾后，有一段简短却不堪提起的情感经历，胡适等人都被卷入，刘宜庆也没有选择，而把篇幅用在蒋梦麟和陶曾谷的故事上。所谓历史观，往往是一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外化。尽管人们都在提历史的客观性和复杂性，但史家难免不受个人因素局限，这种“局限”就形成了历史的独特性。既然汪曾祺和施松卿绝大部分生活是健康、和谐的，刘宜庆便以和谐作为主调，避开了过多的枝枝杈杈。

选择什么，避开什么，还是源于史家的个人气质。来看看刘宜庆选择的这些人：陈寅恪与唐筼、蒋梦麟与陶曾谷、梅贻琦与韩咏华、俞平伯与许宝驯……他几乎没有选择左派作家，而把笔触都用到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谢泳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左翼作家如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人在婚姻问题上多有受后人指责之处，“自由主义作家和学者在婚姻上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但总体观察相对要好……加之生活相对安稳，婚姻多是在平静生活中的正常选择”。因此，说刘宜庆观察到什么，选择了什么，莫不如说这才是他骨子里愿意看到的东西。谢泳在序言中评价此书：“这是一本负责任的书，也是一本忠厚的书”，“我说负责任，是指他对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有了解之同情；说他忠厚，是指他对历史处境中人物的选择保持了温情和敬意。”早夭的诗人朱湘在本书中算是另类了，他心高气傲，落拓不羁，气质上与左翼作家相似，即便这样，刘宜庆还是用态度极强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七个字做标题，此为“理解之同情”，是理解，而不是大惊小怪，大呼小叫。

转过头来说，《红尘往事》亦非滥觞之温情。目前的历史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以惊世骇俗的细节来解构主体架构的倾向。但历史有惨烈的一面，也有温情一面。刘宜庆以理解的态度，对学人们的真诚、良善进行组合，让我们看到撕裂、惨痛历史的另外一面。这样的选择、修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称为“重构”。这本身就算建设性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