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智慧《有为者亦若是》

我对儒家学说素来不持好感。论其原由，可能有三点。第一点，是因为自小受的教育。众所周知，自西学东渐后，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的冲击不小，这也导致国人被动的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态度延续至我这一代时，历史书上已经明文写出了关于儒家危害的时代意见。就当年尚处少年时的我来讲，不可能对这种时代意见无动于衷。换言之，必定受到它的影响。第二点，纯粹出于内在原因，比如莫名的对于儒家大力提倡的礼节上的表面功夫十分不以为然。第三点，是中国泱泱五千年历史告诉我的，整个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而整个历史，就是湮灭在儒家光环下的历史。当然，这句也要加上一点。光环背后，是阴阴树立的法家。

这三点，其实也只是笼统的概括，但大约能反映出我之所以对儒家态度的因果所在。傅佩荣在讲述《孟子的智慧》时，因为只需专以汲取智慧，而不必以采取批判精神，所以可以避开许多儒家学说上的硬伤。他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却有为儒家护航的嫌疑。

比如第二十三页，书中原句是：“为什么要受教育呢，为什么要学习礼仪、法律等各种规范呢？这是因为我有真实的情感要表达，而这些规范给我提供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表达方式并非一种。而借助于礼仪、法律来规范完成的表达方式，是否会减损心的真诚呢？

又如第二十五页，为了阐明向圣人学习的道理所在，傅佩荣特意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伯夷，其二是柳下惠。对于伯夷，自从我小时得知他的故事始，便不喜欢他的为人。他为礼而弃国家道义，不观大局，只全小我，何赞之有？到是柳下惠的来去由它，我自屹然，深得我敬。不过事实上，不管我对这两人是贬是褒，他们都不能归类于圣人一类中去。品智极高、才德尽全，才能称之为圣人。伯夷少智，柳下惠少品。

还有第四十四页，小标题为以亲情为重。傅佩荣引用《孟子》中关于舜的假设，原文出自《尽心上》。这段故事，在我看来并不能说清在处理亲情与各种问题之间应该以什么方式、做怎样的抉择。假如舜真的带着父亲逃跑的话，岂非父子皆陷于不义？或若受屈而逃者，以舜之能，何不先查实核证，以正视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说，“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依照这个故事来解读，此言确及。

四十九页，又引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真想将这话反过来讲，变成禽兽之所以异于人者几希。以禽兽为主语，以人为参照物。许多动物相亲相爱是种本能行为，人却需要靠找回丢失的善良——亦即求其放心而已，才能达到这一点。人的智商固然高，而高智商带来的结果却是更多的迷茫、恶念、以及陷于物质生活中的无知。所谓求知放心，在现实生活面前，是许多人都兑换不了的空头支票。

关于勇敢所举的三个例子，一是北宫黝，二是孟施舍，三是孟子引述曾参的话。其一其二，勇敢失于莽撞，真正的勇敢，是自身能在进退之间有所衡量，并且已做好进退之间自己要承担后果的全部准备。至于傅佩荣讲勇敢要上诉于人间的正义、人间的公理。就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来讲，正义与公理在很多人身上根本得不到体现。这个社会确实需要打一针强心剂，可是儒家的药效对于当前来讲不可能显著。

第五十五页，修养从心开始，说“如果是别人叫我做才做，我不过是别人意志的工具而已，哪里有什么主体性，哪里有什么内在价值呢？”人类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使得彼此之间必定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左右意志。儒家有一个宏大的却难于执行的框架。

以上所说，是我在读这本书时，直接写在书上的一部分话。出于内在的原因，确实有失偏颇。这点是我是必须承认的，儒家、道家乃至释家的哲学互为比较，我倾向于后两家。

实际上，公允的说，这本书确是一本好书。言词、见解、深度、广度，都使人佩服万千。尤其书中第一章讲孟子这个人，这章最精彩。以一种大的历史观，辅以讲故事的手段，来总括孟子生平。他所受的教育，他成年后的行为，以及他为儒家所做的贡献。其中，以为儒家所做的贡献——传承与构建这一段是最精彩的一部分。第七章所说：辩论不简单亦如是。令人读罢，即倾慕于孟子的智慧，又倾慕于傅佩荣高度浓缩的能力。

人生斯事，若没有形成一种价值观，对于自己来讲是件可悲的事。若是所形成的价值观趋向于利益或是欲望，那么这种可悲就会被扩大成千百倍。读读这本书，不求能尚师、尚贤、尚圣到何种地步，只求自己能一世心安，毕竟也是好的。所谓有为者亦若是，无非就是有为者皆心安罢。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一废一叹，最为生动，千年之后，读及这段，犹能思及司马迁当时形貌心情。他给予孟子极高的评价，说他道既通。傅佩荣也单独将这三个字提出来，以表达他对孟子的追慕。就我本身来讲，这也是我之所于追慕孟子的原因所在。至于他以及整个儒家的思想，我的想法是，仍旧也必须带着有取有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