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江山幸？诗家幸？》

江山幸？诗家幸？

——读梁文道之《常识》有感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更斯《双城记》的“时代”之言宛如在耳，放眼苍茫中国，看起来，这个时代却有那么点法国大革命的影子。这个时代，在破旧立新，但有破仍未完破，有新却未全立；这个时代，貌似人人都有言论和行动自由，但有言不敢全论，有行却难实动。这个时代，任何事情都可以在这里上演，荒唐、悲愤、娱乐、高尚、激越、颓废、麻木、苟从，都有自己的舞台。而清赵翼有诗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所以当这个时代充斥着某些多元的不规则律动的时候，知识分子永远是敏感的，知识使得他们打开了责任的通行证，而拥有知识、肩负责任，却让他们选择沉默，那只能是对他们名号的亵渎与犯罪。所以当一个人脚涉两岸三地，身兼大学讲师、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作家、时事评论员、公共危机处理专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爱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多职，手牵电台、电视、报纸、网络、杂志等多个言论平台，而且初中时就开始反叛到拆毁学校建筑，17岁时就发表文章，有着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学历，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让他沉默。怕闷而又敏感，敏感而又反叛，锐利的视角加上哲理的思辨，博览的功底加上洒脱的文字，于是中国这个多元的舞台就是他纵横捭阖的疆场，多元的视角，相对灵活的言论空间，自然使他游刃有余，俯仰春秋。他，就是“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的梁文道。

而我刚读完的就是他的著作——《常识》。一本梁近些年来的时评选集，一本记录典型的知识分子声音的集子。当然知识分子说话的种类是多样的，一种是从正面入手，强化典型；一种是从反面入手，抓出病症；一种则是从方法入手，重在解决；当然还有的是从观念入手，拨云见日。《常识》类型比较杂，但更多的印象可能是第四种。关于这一点，梁文道在序中有很好的阐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既然是时评，假如笔者不是直面现实，不是切准根源，不是放开心扉，而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闪烁其辞，那么说还不如不说。所以一拿到书时看到“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这个标题时，就一阵欣喜，不求指点江山，但求激扬文字。而随着“国耻”“大国” “形象”“中国威胁”“好官”“合法性”“民主”等一个个切片细细地研读下去，一个中国也渐渐地展现眼前。但与其说这是梁笔下的中国，那还不如说是梁心中的中国。揭开纷繁芜杂的杂乱纹饰或者恶心肮脏的惑人外套后，留下的就是常识，而常识的确简单、的确平凡，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最伟大的真理是最平凡的真理”，所以有时常识或许也就更接近于真理。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说，梁文道有多伟大，梁文道的话就是真理，但的确我们可以从他的见解里去认识一下常识的力量，正如皇帝裸体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喊话一样，“他没穿衣服”，多么简单，多么平凡，但极富力量。

印象最深刻的是《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里点出的一幕，说的是，江苏省江苏省邳州市李连玉书记***后返乡，全市举行了盛大迎接仪式。这一幕说实话，现实中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参加***还算是个大事，生活中其实你到单位领导处为同事争回些该得的权益，可能也会得到同事们欣喜的激赏。但梁文道的说法就很尖锐了——“像李连玉书记这样的代表去参加会议，本是他分内的责任，再正常不过，又有什么值得热烈欢送兴奋欢迎的呢？一个学生上学，一个工人上班，皆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家人用得着天天在门口点鞭炮恭贺上学成功上班胜利吗？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而这样的看法俯仰皆是。再如《合法性：***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评毒奶粉事件——“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的集体缺席。”又如《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中抨击那些城管扫荡小贩的非常做法——“‘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在他笔下的中国，似乎是一个貌似文明但又贫瘠的中国，貌似开放但又固执的中国，貌似多元但又单一的中国，光辉的口号在飞扬，但行动的猥琐却存在，人民当家作主，但在权力意志的钢铁墙垒下，有时也会让口号在天空中回响得寂寞而无力，而我们的某些官员却让口号从嘴巴里传诵的同时，把本该付诸行动的双手却在口号下***了裤袋。

责任的缺失是一部分，梁文道也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他进一步在指出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有时现实的困窘在于观念的失正。比如由北京奥运会上的录象“巨型足印烟大秀”与“林妙可设形，杨沛宜代唱”事件引发之争论，作者看来就是观念的问题，梁将此命名为“计划形象”，即“一种由官员主动构想出来的抽象的***和国家形象，然后以各种刚性手段将它套在现实之上的工程。……说穿了，这就是形象工程”。“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 比如对于“极少数”这个政治术语，作者认为，“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但这样的所谓的民主其实是政治运动后遗症的遗留物，“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

观念的失正是窘境产生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让人难以规避的现实则是方法的失偏。比如国家形象问题，中国的龙标识形象是沿用千年的象征标志，但在如今中国威胁论气氛越来越浓烈的现在，张牙舞爪的威武是否就是永恒的最佳通行名片？梁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并没有停止自己思考的脚步，而是进一步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程序方法，“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型于专家之手”。比如针对“中国产品威胁论”，梁就笔锋直对我们自身，“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七十个切片，点滴入微，但每一个点滴映射春秋。观念论和方法论指出的都是病症，病症却都是常识，那么常识的缺失的病因又在哪里？梁文道对此并没有直接的述明，但在文字的闪回中其实无法回避的东西必将映现。我在这里大致将其归纳为传统思维的束缚、人性的弱点、未能与时俱进的自闭、长官极权意志以及言论控制五个方面。

中国人对于传统其实是矛盾的。千年的文化即是宝藏，有时却又象是缠绕的幽魂。对于他，国人有时是盲目崇拜的照搬，有时却又选择毅然的断裂。但照搬带来的是现实的滞后，断裂带来的却是寸断的空虚。而时间的存在是永恒的歌谣，其实对于文化，我们无法照搬，也无法断裂，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生命。你只要存在这一族群，那么你永远无法割舍掉文化的利与弊。比如对于官员的选择标准到底是什么，在作者看来我们有时完全是传统束缚下的桎肘，“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但作者难能可贵的就是认识到了这样的现状却没有为之所屈服，在他的《常识》序言里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这样的归因假如变成行动犬儒的借口，那么只能说其实是性格的懦弱与动作的无能，这是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言论其实不是对传统的挑战，而是对以传统为推卸责任行为的死掐。

而未能与时俱进的自闭，或许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但有时对于“现代化”这个词语的认识中国人的确存在着偏颇，仿佛只有经济才能和这个词语相般配，而如今的政治其实也是需要“现代化”来运作的。梁举手而拈的例子是***出访国外时的外交公关策略，媒体对这一用语似乎颇有微辞，但梁就直言道，“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最精彩的个人认为是人性缺点的原因剖析。比如对于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事实，比如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的现象，梁文道引入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的“怨恨心理”剖析。尤其是怨恨之于群体的情绪效应，尤其是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时尤为明显：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于是“这两个条件之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禁掩口而笑，把中国人的心根挖出来了。

至于长官极权意志，在前面“计划形象”等已有涉及，此处不在赘述。言论控制，大陆自古以来均有限制，而在长官极权意志的掌控下，言论控制可能尤甚。在香港的常识里，传媒独立运作、监察***根本毋庸多说；同一说法放诸内地，却是抗衡国家传媒管制的杂音。政治约束的差异导致了文化运作差异。所以所谓的“常识”，无疑也是针对内地资讯管制所引致的现象。正如书上纸条的宣传语所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 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故梁也在文集最后大赞出版人“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但不同的舆论空间，也使得梁拥有了更多的“跳入”“跳出”的视角与思考的维度，产生了更好的批判距离。

我一直觉得，对于外界清醒的认识其实源于对自我清醒的认识和定位。而这一点，梁曾在香港报纸的时评中做出过明确的阐释。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划分为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前者必须像尼采所说的那样经常做出 ‘不合时宜的沉思’，从处身的时代之中抽离出来掌握整个时代，甚至预言未来；后者则要陷身在时间里曲折缠绕的网线之中，奋力地挥剑切割，理出一片可供前行半步的清明空间。”对于同代人来说，有时候更加需要的是后者。而梁对自己这一文集的定位也是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考量，“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常识》正如它平凡的名字，并非独创。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有这样一双眼睛，他早就为美利坚写过《常识》，泽被深远。梁文道也有这么一双眼睛，他的这本同名著作，向潘恩致敬之举之外，还有一个中国文人普及常识的苦心。但言论终会回归现实，说出口的假如只是成为风中的声音，而不是行走的脚印的话，常识永远都成不了常识。可是对于这一点，无数的现实告诉我们，太乐观的态度只会带了更重的叹息。有人又这么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可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这“乱”和“犯”，绝对称不上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这样的年代，真要叛，也轮不到小老百姓。这样看来，梁文道先生的这本书，不是犯上作乱，不是揭竿而起，充其量只不过是文人搞搞新意思，把本来属于人民的常识再还给人民罢了。但我29岁，希望还是阳光点的好，很庆幸，今年广西的高考题居然以此命题，或许也会让更多的学生来关注这一话题，或许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思考这一现象。

江山不幸诗家幸。到底是江山幸，还是诗家幸，这问题倒还真不好说。但还是要说，常识极为简单，但认识常识并不容易；认识常识或许简单，但把常识变为真正的常识真的并非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