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的镜子评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

进入重现的镜子

赵松

“我在走廊的一角，在水池那里，扭开黄铜的水龙头，暗淡的光线里，水流在水泥池底溅起微白的水花，捧起来，洗脸，刺骨的冷。从这里能看到走廊的尽头，也可以听到寂静之外的某种声音，某些东西一动不动的呆在那里，让你感到恐慌……”1996年12月29日的中午，坐在值班室的办公桌前，我在这本书的空白页上写了这段话。这本《重现的镜子》是陈侗主编的那套“实验艺术丛书”里的。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等待，它才被邮局送到了我手中。那时我发觉自己已经习惯于这种特别漫长的等待过程了。在那个年代期待一本书，未尝不是件略显神秘而又不失单纯的私事。安静等待的过程是好的。而这种安静，对于阅读本身来说也是重要的。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这本书的影响，我可能会与阿兰·罗伯-格利耶的那些奇怪而独特的作品轻易地错过，同时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懂得换一个角度，去重新理解我所钟爱的海明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厄普代克，甚至还有张岱、陶渊明等大师的作品。对于当时已然闷头生吞活剥了很多书的我来说，这本书无异于一副及时的解毒剂和健胃助消化的良药。也正是从它开始，我对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有了一知半解的领悟。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荆棘密布的山沟里走了数不尽的弯路之后，终于爬上了一座山峰，可以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放眼看一看周遭的景物了。对罗伯-格利耶这个名字，我心存感激。但并不会崇拜他，也不会去崇拜任何人，这也是得益于他在这本《重现的镜子》里的教诲。我一直记得他的那段平实明白并且深深触动了我的话：

“我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虚构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码事。我属于一种坚定果断的、装备粗劣的、轻率冒失的探索者，他不相信在他日复一日地开辟着一条可行的道路的领域里先前存在的一切，也不相信这种存在的持久性。我不是一个思想大师，但是个同路人，是创新的伙伴，或是幸而能做这项研究的伙伴。我不过是贸然走进虚构世界的。”

他有时候似乎更像个先知式的人物（当然他肯定会不喜欢这种比喻，不然他也不会将自己定位于“伙伴”、“同路人”的位置上），就算你明知道他是个深谙如何有效地对付传统文学价值体制之道的策略大师，也仍旧不能不被他的言论方式以及其中的思想所震动。尽管他喜欢《新约》，但他非常清楚，做那样的先知式的书写，或者做其它的一劳永逸的、充满深度和意义的书写，对于一个以虚构为生的文学家来说，或者说对一个独立的作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徒劳的，那些确定无疑的“思想”、“意义”，或者说所谓的“真理”，在他眼里总归是存在过的事物中最虚伪的那一类：

“我不相信真理，真理只是对官僚主义有用，也就是对压迫有用。一种大胆的理论一旦在激烈的论战中得以肯定，成为教义，就会迅速失去其魅力、力量及动力，它不再会是自由的和创新的因素，倒是会乖乖地、不由自主地去为现成秩序的大厦加砖添瓦。”

他的所为，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有条有理的织物上烧几个洞，而是像他的某个对手――无疑是学院派的――所焦虑而愤怒地表达的那样，“他在锯断我们屁股下的树枝！”即使是早年在他言辞最为激烈地打击那些传统文学的游戏规则与金科玉律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理论的层面上，他，罗伯-格利耶是很难被击败的。而延续到这本被他标上“传奇故事”的小书里，他进一步表现出让那些觉得新小说已成历史的人们觉得出人意料的魔术般的“新”。换句话说，他再次轻巧地跳出了人们小心谨慎地划好了的知识界限，把人们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关于“新小说”的模式化思维――或者再缩小一些，把人们对他罗伯-格利耶的那些定义，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这一次，他用的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更柔软也更为曲折、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可以想象，当人们在读了几页这本书，刚刚松了口气，以为这个老战士终于也回到传统路子上来的时候，忽然间又不情愿地发现，他的这次创作，比以往的那些可能更难把握也更难命名。

当那匹仿佛梦境创造的马从海里驭着一面古老的镜子出现的时候，至少对于阅读者――我个人是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并不复杂，我只是把它理解为眼下的这本书。它反映的可不是什么布列塔尼海边的景象，相反，它在我这里只反映我自己的意象，我的眼睛，我的梦境，我的记忆和错觉，还有我的缺乏次序的想象。那时候我每天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无论是在空寂乏味的办公室里，还在是办事的公车上，还有办公楼内气息潮湿的厕所里，狭窄幽暗的自家小屋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翻烂它的那些粗糙的纸页，我紧紧地抓住它，恨不能在几分钟内就把它吃到肚子里，消化得干干净净，为我所有……它是解放者的福音，把我从“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的层层迷雾以及“现代主义”的喧嚣烟火中慢慢地引导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直处在老老实实地爬行的状态里，而不是站立行走。

“那时我23岁，但我今天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只是到那个时候我才脱离了童年时代。”

我觉得这话就是写给我看的。它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放下这本书，望着外面的后院，还有外面的那些低矮的旧楼房，那些灰色而寂静的窗户，几株枯树，还有淡蓝色的天空，我听到走廊尽头处的那只电水箱在重新加温的声响，还有办公楼对面马路上的车声，隔壁的打字员在睡觉，刚刚打完的汇报材料还没装订好，就那么散放在复印机出口处，路边的那个修自行车的男人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过往的人们，而那个水果摊老板娘则一如继往地探着头在小窗口中，神情暧昧地观察着……这些以往在我看来毫无意思可言的平淡无奇的事物转眼之间都变得新鲜起来，它们运转着，缓慢地，而整个世界都随之膨胀了，越来越难以把握了，像魔方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彩色的同时也是朴素的几何图案。它打开了牢笼，却并不指出方向，难道这还不够么？似乎只是个闪念的工夫，你已经出来了。

“事物的重要性――加了香料的细香肠或是隐匿在绿树丛中的电灯――并不在于其内在意义，而在于使我们产生了记忆的那种方式。相近的事物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显然是由――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事物构成的。”

这段被我划了线的话，其实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我对这本书的记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对这本书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当我试图理顺它们的时候，发现这是件很难实现的事。比如说我会清楚地记住罗伯-格利耶那不懂德语的父亲战后从德国带回一套德文版《席勒文集》并整天闷头翻译的场景，以及当时它对我的那种触动，甚至是感动，忍不住要笑的那种奇怪的感动，还有他们家的女佣人在清理房间之余向问她今晚吃什么的孩子们大声说“大粪李子干！”时的那种粗俗的快意，而没有记住上面的这段现在看来异常深刻的话。在这里我显然有意忽略了罗伯-格利耶的冷静与理性，而是着意于他的幽默感——它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么，我是不是做了件舍本逐末的蠢事呢？幽默感，毫无疑问的，是健康心智的表现。而这本小书里，幽默的气息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尽管它经常会被理性的冷气所掩盖或者说会因为变幻莫测的印象此起彼伏而被忽视。但这种幽默跟我们熟知的那种说段子的本事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冷的、只是晴朗的冬天里不经意地微然一笑而已。

其实我并没有通读罗伯-格利耶的所有作品。而在我读过的那些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弑君者》《在迷宫》《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为了一种新小说》和这本《重现的镜子》。对于他后来的那些小说以及电影作品，我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说到底，我并不想去研究整个的他。而最近几年，我差不多是在有意避免与他的作品重新面对，在我心里，这似乎也是个实验，我想知道最终我能记住些什么，会忘了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会长久地留在我心里。

在重读这本《重现的镜子》的时候，我差不多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其实，也正是在逐渐远离他的作品的这些年里，我慢慢地意识到，他的小说是封闭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封闭与通常意义上的封闭不是一回事，它指的不是体系化模式化的那种自我封闭，而是指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多疑善变而又缺乏主见的传统读者们留下任何可以随意出入的门，只是提供了一些不当不正的似是而非的窗户而已，并且连个梯子也没有提供，如果你喜欢猜测的话，那么猜测的过程在这里就会达到极致，以至于窒息，它的外壳是金属制成的，所有的猜测都像撞击一样在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痕迹，而只能留下没有什么余波的回音，在它的内部回荡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涉及哲理、意义、情感的那种沉湎与戏剧的期待在这里都不会得到丝毫的满足，它考验的是你的耐心，它迫使你放弃那种习惯性的敏感心理，最终你会知道它是另一种迷宫，任何挖掘的企图都将会因为在其中找不到出口而陷入尴尬的困境。它的里面随处都是陷阱与空。或者这两者是一回事。你带得装备越齐全，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而且会全无乐趣可言。当你想弄把钥匙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没有锁可开的问题。

文本的真空状态反过会不会使作者本人也陷入到某种困境里呢？会不会使他自己的那些矛盾变得异常突出呢？……我对他后期的小说是乐于保持着相应的距离的，那时他更喜欢用貌似电影（当然是罗伯-格利耶式的）的方式来构建他的虚构空间，而直到这本忽然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的作品《重现的镜子》出现，他才重新回到他的文字里。他解决了他的矛盾了么？

这本书的中文版开篇页上，有很大的一块空白，当时（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了）我在上面写了一段感触式的文字：“除自杀这一行为之外，你永远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思考与行动。与生命本身紧紧联系的那些矛盾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并消除的，它就像似一个可以死掉无数次的瓶中巨魔那样，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你的智慧能量封入瓶中加上所罗门的古老封印，然后掷入茫茫大海中，不久之后又一次接一次地在不同的海滩上被你重新拾到并打开，当然瓶子的样式始终都在改变，你的眼光与感觉也在改变，你拿起瓶子的方式也在改变，你不得不带着热情冷静地再次降伏那个巨魔，让它重新回到瓶子里，封上瓶子，直到最后一次，你打碎了那只瓶子，末日降临……”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段话因何而起。因为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罗伯-格利耶也有他自己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努力，给他带来了新小说旗手的大帽子，即便是当克洛德·西蒙、杜拉斯等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且毫不客气地对所谓的“新小说”表达出某种很有个性的不屑的时候，“新小说”也已经在文学殿堂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罗伯-格利耶的力量与贡献其实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作为结果，或者说成果，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实不过是策略的成功，就“新小说”本身而言，其成功在于它们从来不是什么流派的产物，那些先前的与后来的学究们实际上始终都找不到评价它们的方式。

罗伯-格利耶的活力在于他从不沉湎于策略里，而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挺进，他有着随时都可以推倒重来的警醒与尖锐：“为了排除由新实施的漂亮理论所暗中培植而复活的官僚主义，所以到了发掘其他的线索并让这理论公布于众的时候了。既然新小说以肯定的态度确定其意义，规定其法则，把坏学生重新引上正路，让游击队员穿上正规军装，开除自由思潮泛滥者，重新审视一切便成了刻不容缓的事；要把棋子再次置于起点，写作要从头开始，作者重写他的第一本书，要重新考虑：在现时的叙述中，表现这个世界以及表现既是血肉之躯又具有主观意识及无意识思想的一个人所扮演的暧昧角色。”

在这本小书里，他所做的就是“重写他的第一本书”的行动。它既是关于小说的书，也是传奇故事，也是小说，这座新建筑通风良好，似乎到处都有门可入，然而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新形式的迷宫，到处都散布着不确定的气息和模糊的映像。连作者本人叙述的家庭史的情节都被置入了多重的视角与记忆所构成的空间里，失去了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所拥有的确定无疑的话语特权，从而周流不居起来。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回忆？什么是虚构与想象？他用他独特的空穴来风式的写作将这一切的界限统统消解掉了，只有文字本身在流动不已，把人们期待中的理想织物变成了动荡的渊海。还有比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听他重新描述新小说的本质更有意思的事么？

“新，就是研究其自身严密的一种叙述。新，就是不可能把拆散的部分理顺，这些部分的界线是不明确的，而且是互相不能适应的。还有，新，就是要把织物变得如青铜般坚实的一种毫无希望的企图……是的，在这种织物里，即在文本里所产生的东西正是当前论战的领域和赌注。新小说不是作为一种盲目的评判者，像神圣的法律那样，对旧小说所掩饰和否定的各种问题（比如说现时问题）佯装不知而向前发展的；相反，它要不停地致力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无拘无束的叙述，并且将它所搏斗的种种逆境精确地表现出来，而这逆境又同时造就了新小说本身，致使这种内在的斗争（从六十年代开始）很快将变成作品特有的主题，其中包括一系列触及各个方面的、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令人费解的、变化莫测的、综合性的、时而脱节时而又重叠的……复杂系统。”

两年前，年过八旬的罗伯-格利耶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到了北京，陈侗告诉我，如果想见他的话，这次是个机会，他年纪大了，走动不便，下次什么时候来，能否来，都是未知数了。我去了北京。但我的有意拖沓使我注定不可能见到罗伯-格利耶。我甚至没有见那些老朋友们。我只是花了两天时间处理了点私事，就离开了北京。事实上我是带着这本《重现的镜子》的，也曾在火车上想过是否应该找他签一下名，以志纪念？我在犹豫中到了北京，并且在犹豫中没有联系陈侗，这犹豫其实并不复杂，我还是喜欢让罗伯-格利耶继续活在他的书里。从这一点上说，我做到了。而后来在相关他此次中国之行的那些文字里，我知道了他在人群中的那种随意而孤独的状态，一个沉默的老人，在勉强挨过了人群的围绕以及各种活动的骚扰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中国南方。我看到他的几幅照片，拍得都异常清晰，背景都是寂静无光的，而他本人则处在光亮的中心，对于我来说，他就在那里，不是在图景里，而他的文字里，从时空的意义上说，他又确实是越来越远了，而这种远，与他历来所虚构的那种世界的状态又是始终一致的，既是实存的，又是难寻边际的。

2007年2月10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