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 父与子《父与子》再解读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性小说。传统的评论认为，小说塑造了一位处于社会边缘的平民主义革命者形象，这位革命者先知先觉，与社会不容，最后走向死亡。

可是当我再次细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屠格涅夫的意图并不那么简单。主人公“多余人”颇具复杂性，不能以“典型形象”视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展现出丰富的内涵。我的结论是，屠格涅夫想创造的不是典型人物典型形象，而是社会转型期的整体景象。这个复杂的景象来源于屠格涅夫对现代、个体、革命等命题的深刻思考。

巴扎罗夫

小说的标题“父与子”，指尼古拉和阿尔卡季父子，但他们不是小说的主角。主人公是儿子阿尔卡季的朋友巴扎罗夫。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不尊敬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现行政治体制、社会风气就不用提了，连艺术、情感、理念这些精神世界的既存物也都不屑一顾。他唯一承认的是具体的某一门类的科学，比如解剖青蛙了解生物结构，他认为这是实际而确切的，其他统统不作数。

巴扎罗夫带有“多余人”形象的一些特征，包括年轻、不工作、对现状不满、有新思想。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新思想。屠格涅夫是否赞赏巴扎罗夫的新思想呢？

在一个黑暗肮脏的社会，任何一种反对的声音都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自然也否定现行社会体制，否定贵族、否定农奴、否定反革命的保守主义。但是他的否定，不是基于一个理性的政治逻辑（事实上巴扎罗夫反对逻辑）、或者对贫苦人民的体恤，而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这种态度，不是一个革命者的态度，也不是一个社会先觉者的态度。如果抛开“多余人“的阅读期待，我们看到巴扎罗夫是一个不会思考、只凭本能行事的人，他成了他所嘲笑的夸夸其谈的贵族。

屠格涅夫在小说中罗列了一系列细节，向我们表明巴扎罗夫自相矛盾的简单头脑。1.他看不起浪漫主义的爱情，可是他爱上了一个女人。2.他崇尚客观实在性，却为了和阿尔卡季吵架而数次撒谎。3.他坚持虚无主义，可死前却说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宣称自己是一个巨人。4.他否定美。可是当他和朋友要去某个女人家的时候，他立刻询问女主人是否漂亮，等到亲自目睹女主人的容貌以后，他皱起了眉头。5.他宣扬简朴的生活方式，可是在奥金佐娃家呆久了以后，也想尝尝英国贵族的排场，穿礼服打领结吃饭。6.他表情冷酷意志坚定，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软弱。他爱奥金佐娃，却不肯表白。奥金佐娃逼问他，为什么不能把心理的一切事情告诉对方。他反问奥金佐娃她能不能，她报以肯定的回答。巴扎罗夫低下头说：“那您比我幸福。”

所以，巴扎罗夫的思想不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只是带有“先锋”的特点。另一方面，巴扎罗夫的社会地位不能简单地用“平民”或“平民主义”概括。确实，屠格涅夫在小说中交待，巴扎罗夫的父母是农民，他的家庭比较贫穷。但是巴扎罗夫本人似乎并不贫穷，在小说情节进展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几个贵族家庭中寄居，没有表露出与金钱有关的迹象。农民是他的物质出身，但是，他内心的身份认同是上等人。他厌恶自己的农民父母，远离农民的生活，鄙视农民的智商。当后来巴扎罗夫帮助农民的时候，他的动机只是试验自己的医术。屠格涅夫让小说中的一个农民说话，评论巴扎罗夫“他只是一个少爷”。

所以，主人公既不革命，也不平民主义。如果说巴扎罗夫具有典型性，那么他的典型性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有那么一些年轻人，抱有反抗现实的心愿，懂得一点西方的新知识，于是想有所作为。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具有的思考深度和行动能力，无法和他们的愿望相称；甚至他们连自己的愿望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巴扎罗夫从始至终一直在游玩，做科学实验，没有完成任何一件事情）。屠格涅夫清醒地看到，现存社会有问题，但号称革命的革命者也有问题，不革命的多余人更有问题。

三个人物

下面我通过考查小说的三个次要人物，来思考主人公的思想缺陷。

阿尔卡季仰慕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觉得巴扎罗夫本人很聪明、很冷静，具有智者风范。但是阿尔卡季并没有追随巴扎罗夫的脚步，同样信仰虚无主义。巴扎罗夫一直嘲讽他存有浪漫主义思想。但结局是，巴扎罗夫没有得到心爱的人，悲惨地死去；阿尔卡季大胆地容纳了内心生发出来的爱情，与心爱的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巴扎罗夫不仅嘲讽阿尔卡季，而且嘲讽他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是一个好心肠的庄园主人，他解放自己庄园里的奴隶，巴扎罗夫评论说：“是个好人，可是他落后了，他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尼古拉自己也哀叹：“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场，因此全省的人甚至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学习，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好日子过去了。”

但是小说告诉我们尼古拉并不落后，他破除旧风俗再婚，他尊重并热爱农民，他虽然年纪大却仍然努力学习新知识，希望更加了解自己的儿子（巴扎罗夫从来不屑于了解他所不认同的思想）。

与巴扎罗夫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的是尼古拉的哥哥帕维尔。帕维尔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坚持着贵族式的个人主义以及社会稳定，他觉得一个社会需要个人尊严、集体文化等现实因素，不能什么都打倒。他与巴扎罗夫构成对立，但是当两人进行生死决斗以后，坐在同一部马车上，“每个人都明白对方是了解自己的。这种感觉在朋友中间是愉快的，在仇人中间却是极不愉快的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既不能解释明白，又不能分开。”在小说的结尾他接受了巴扎罗夫的批评意见，抛弃贵族的虚荣心，支持弟弟尼古拉再婚。

从个人到历史

上面的分析解构了巴扎罗夫的革命者神话。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在社会中是没有他的位置的。所以屠格涅夫为他设置的结局必然是迅速的死亡。死亡的过程是，他解剖尸体的过程中感染了伤寒，奥金佐娃带医生来看他，但两人没有多聊，巴扎罗夫痛苦地独自死去。他所肯定的解剖学害死了他，他所爱的女人没有爱上他。这仿佛是对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最大的嘲讽。

巴扎罗夫死后，叙事者继续讲述其他人物后来的命运。时间在继续，并没有依据主人公的生命而终止；这是社会的时间，国家的时间。巴扎罗夫只是一个社会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屠格涅夫没有用巴扎罗夫来命名这部小说，而是用了两个配角来命名。“父与子”不仅表明两个人的身份关系，更重要的展露从父亲一代到儿子一代的历史发展。

这个发展时期是特殊的，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俄罗斯的1860年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农奴制被废除，现代工业、文化在迅速革新。欧洲的启蒙思想进入俄罗斯刚刚诞生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屠格涅夫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思想者，他的小说不会局限于是启蒙思想的投影。他创造巴扎罗夫这个人物，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不单单考虑到了俄罗斯的现实精神困境，还考虑到了启蒙运动的历史性。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到1860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的精神史（或者说思想史）已经进入了后启蒙时代；而俄罗斯的现代性才刚刚开始。这里边有一种历史进展的不协调性。屠格涅夫把这种历史的不一致性、精神的复杂性放在一个人物里，这个人物肯定无法承受这种分量，其自我毁灭是必然的。但是，屠格涅夫通过呈现种种矛盾与复杂，提醒我们跳脱革命者的自我叙事，来更加宏观地体悟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他用很少的几个人物、简单的情节，却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极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