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从福贵到苦根再到福贵的Q&A》

阅读《活着》，是一场心力与智力的角力。用简单的两分法，可以把读者粗略划为两类——看完后不想活的和看完后更想活的。这种粗线条式的归类方式也许最能直观地概括我作为平常读者（非作家、非评论家）的阅读体验。

在这部名为《活着》的小说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角色的纷纷死去。余华延续了他一贯冷酷叙事的口吻，并试图用他少技巧性、不予感情的笔调一次次地叫板我们承受苦难的极限：破产只是一切苦难的序曲，财富和地位的丧失也不过是所有困难前微不足道的点缀，后续的一场场死亡如经上帝之手轻触过的多米诺骨牌般纷沓而至，残酷得荒诞，荒诞地失实。中间穿插的一点点美好和希望，温情和欢乐彷佛只是假惺惺的施舍，没有犹疑，不予征兆，匆匆死去，余下惊愕得失语的我们。

“苦难”是中国人最熟悉而最不愿意直视的字眼，不是我们与它有着天生的亲近，而是它就爱跟随我们。余华选择了“苦难”这个民族性甚至世界性的母题进行创作，无疑是在创作主体的立场上试图唤起读者最深层的共鸣。他的苦难共鸣论最后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死与不死，究竟谁才是苦难？

这个死亡密布的故事也有可喜之处。我们看到作者正尝试着跳出史诗模式来进行创作。看罢《白鹿原》、《尘埃落定》、《心灵史》，作家们似乎悟出写家族史、民族史、社会史才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王道。但在《活着》中，我看到以个人生命体验为经纬的构思已经大大弱化了固有的史诗模式，或者说，余华从来就不是一个史家笔法的追随者。看《活着》，我们能瞥见《骆驼祥子》的一点影子，实乃可喜。

作者力图在小说主人公福贵身上表现一切标志性的中国特色品格。当然这品格中有柏杨痛击的劣根性，也有国民骨血中最闪光的部分。起先是享乐、忤逆，之后是隐忍、坚毅，甚至勤劳、善良……福贵的性格转变之迅速，看似失实，但是国人呐，请不要忘记苦难促人成长的速度是由中国人自己见证的，也是你我都不可估量的！福贵将苦难作为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接受下来，本身就是在不断开拓着“活着”的新境界。这有些宿命的意味。余华曾经是一名医生，目睹、见证过各式各样的死亡。因此，“熟谙”各种死亡的他异常冷静，而他处理死亡的手法往往也是简单甚至粗暴的。先是福贵的父母，接着是有庆、凤霞、家珍、二喜，最后连名字都饱含向命运委曲求全意味的“苦根”都不能幸免。有的读者（本文开头提到的读后不想活的那一群）说：“余华真是残忍哪！”而我要说，这种极端化的苦难应该成为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教科书。

讲到苦难，俄苏文学可谓是现当代文学“苦难鼻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都是苦难文学经典之中的经典。陀、托二人好写苦难之后的觉醒和沉思，当然这也与基督教义中“原罪论”、“救赎论”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进一步说，西方文化中，人站在最低处去仰视的是上帝代表的命运和自然。上帝这个全知全能的形象只是命运不可测的能指。反观传统儒家文化，中国人首先尊崇的是圣贤和君主，如来、观音那一套神仙体系都是十足的“舶来品”，命运的意识在三纲五常的传承中被渐渐弱化了。

余华也是个不能免俗的笔者。《活着》12万字的文本中几乎没有直接心理描写的痕迹，换言之，《活着》空有苦难史的躯壳，丝毫没有心灵史的意象。福贵仿佛一个容量未知的巨大容器，源源不断地容纳无尽的苦难。在福贵是否有向苦难斗争的问题上根本无法讨论。即使他有，也只能说他斗争的对象实在无可预知、神出鬼没，他斗争的方式也是那么模棱两可、弱不禁风，或许他斗争的客体根本不存在，那么这根本便是个可气可笑的悖论，生命个体完成生命历程的所有便是自己同自己斗争，不息不止。

死与不死，究竟谁才是苦难？四百年前哈姆雷特问过。四百年后的今天，余华用他的《活着》以中国人的姿态复述了这个问题，区别在于他提问的字眼把“死与不死”换成了“活与不活”，《活着》这部作品并不能如它的标题一般，给出坚定地陈述或祈使式的答案。《活着》只是Q它不能分饰两角地区滥竽充数A.

A究竟在哪里，我期待更好的作品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