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令人欢喜令人忧》

我喜欢严歌苓。我也总是在为自己发现了许多人还没有发现或还没有正视的美好事物而自喜。 她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非常认真地读过了，我对她的文笔很叹服甚至入迷，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尤其是阅读对象在当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我一向厌恶时尚扎堆的所谓fans，如果非要说我是，那我承认我的目光和口味一直在追随和关注着严歌苓。

当代文坛是鱼龙混杂的地方，许多人很浮躁，短时间内靠乳房和大腿，甚至变态的描写（在每一种媒体的读书页面都会列出一大串不正常的关键词，如***，乱性，偷情……）吸引过出版商的注意，然后就泥沙俱下了。任何一个版本的偌大当代文学史都是不知羞耻的，陈旧的标准规范着一切意识形态选择，连严歌苓都没有收录，显得十分无知。

严歌苓的作品，每一部都透露出她的才华和情怀，精准的描述和厚重的分量，令人感叹。《少女小渔》的书和电影都看了，《天浴》那短短的小说和电影看了不止一遍。有很多人在疑问，严歌苓为什么不红？如果红是一种当下的迅速走红成为话题的最高标准，我估计严歌苓本人对此是不屑的。因为有价值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任何一个有素养和水准的作家对此都会很自信。

文革时期的生活是他们这个年纪的作家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每个人的青春期都与中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扭曲人性的一段历史，部分彼此，时代的创伤和个人的创伤融合在一起，对任何的个人都是在劫难逃的经验。虽然《白蛇》、《人寰》、草鞋权贵》、《天浴》、《雌性的草地》和近期的《穗子物语》都脱不了文革生活的底子，但是严歌苓又不完全是和那一批“伤痕”、“寻根”作家一样。她像一个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切开一个即时的历史肿瘤，让我们看见那些恶化的组织与细胞，又像一个心里医生，细腻地冷静地叙述个人的心理轨迹，叙述大历史在个人生命中的隐现。任何高尚的、阴暗的、猥亵的、单纯的、孤独的、卑鄙的……心理，在一个异化的环境和异化的年代的真实轨迹，那么活生生地，有厚度，有重量，有逻辑，既让人有清醒的批判，又同时能达到对当时当地这些各样人等的悲悯和原囿。

去年我还沉浸在《穗子物语》那种夭折的青春和爱情的阅读欣喜和忧伤中，今年又迎来了严歌苓创作的新天地，《第九个寡妇》。书的装桢设计很有乡土气息————那样浓郁的大绿底子，那样纯正的大红，一个新嫁娘的下半身———（“下半身”，我竭力想避开的又不能避开的暧昧寓意。）那新嫁娘必定是红袄红裤的，可这个封面只是她乖顺地坐在那里的双腿和脚，红棉裤，红鞋子，一双大绿的袜，封底是一朵硕大的盛开的大红牡丹花。那样洋气的女作家，突兀地转向这样土气的创作，令人倍感惊奇和新鲜。是否标志着她的新的创作领域的开拓，还是一种面向乡土的回归？

小说中王葡萄是个有活泼泼生命力的农村女子，一般意义上的“妇德”（现代女性会恨死这个词）和传统行为规范在她身上失去约束力，有点像张爱玲所说，在蛮荒的年代里，在那堵断墙残垣下，唯一能够活下去的是蹦蹦戏花旦的女子。对于自我的道德要求有一个完整的封闭体系，是不同于流俗的，同时，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实践，是王葡萄这个人物身上最闪耀光辉的特点。她丝毫不避讳“寡妇门前是非多”，而赫赫然染指过六七个男人，这些男人中，有她情窦初开时的对象，有她两情相悦的成熟男子，有一个竟然只是为了自己身体享受的男人（可悲呵，春喜，就像红楼二尤中的尤三姐“嫖了男人”，所有的男沙猪都很愤愤吧），有的是在巨大的秘密泄露之前不得不牺牲一点色相封住其口的男人（这个男人死的很惨，很猥琐，很不体面，估计作家借鉴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设计害死贾瑞的一节）。在抗日，土改，建国后走合作社道路，人民公社，六十年代大饥荒……直到2004年的老男人老朴回忆起王葡萄，历史的每一个周折和皱褶里都有草根平民挣扎的影子，而王葡萄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活得很自我，有尊严，也很滋润。

最艰难的日子里，王葡萄和别人一样面临饥饿，也要烤蚂蚱，烤河鱼，煮桐花，喂猪，推磨，争抢，打架，耍一点女人的滑头，这个农村妇女在生的面前如此厚实洒脱，在死和权威的面前如此从容，甚至轻蔑。把公爹藏了几十年，把私生子也藏了几十年，她身上的母性和女儿性如此浓厚，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切，没有柔肠寸断的脆弱，有的只是令人惊诧的和敬佩的大地母亲般的浑厚与天然，——这是严歌苓在写作意识上的回归吧？和《扶桑》里的扶桑相比较，王葡萄的历史更真实更自然一些。

从严歌苓的措辞造句、叙述风格上，看得出她在尽量做到土气，做到入乡随俗，写出中原大地的生活气息，比如“扁食”，比如那些需要用“很”来强调程度的时候。，全换作了“老”。但是，这样土气的描述令人不适，题材上的“土”并不等于叙述上的土。严歌苓努力的结果便是，读者知道她在用当地人的口吻来转述一个她听来的感人故事，只是方言说的不标准或不地道。如果真的效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尝试是失败的。通篇少了灵气，少了思考，少了属于严歌苓个人的风格。这不是严歌苓本人熟悉河擅长的题材和生活领域。就好像张艺谋的乡村教养始终让他无法把握好城市题材一样，严歌苓的城市教养在把握这样的乡村题材上无法收放自如，显出了努力的痕迹。画家的贡献不在于画的像，而在于神。

听一个严歌苓的访谈，为了写好这部小说，她进行了实地的生活体验。我还是担心，写得像也不是一部成熟作品的标准，如何体现严歌苓自己的灵性，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需要考证一个故事的真实性，可以查找县志和档案，而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躯壳的像那个故事；如果需要保证一个故事的原汁原味，用通用的文学语言，加上作家本人的叙事技巧和手段，还有她的个人风格，应该可以达到，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叙事本身可以避开地方方言，避开可以的求“土”，也没有人怀疑它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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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评论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