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性***”昨与今》

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

保持平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顺利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中国特殊论还是仅仅归功于经济发展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回首这一场盛大的人类社会科学实验场，点检经济改革成败，各家众说纷纭。林毅夫曾一度断言人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就是中国经济研究，谁能最终解释中国经济改革，谁就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抵从张五常开始，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之间竞争的激励机制来解释中国经济变迁已经成为比较一致的主流思路，并且从庙堂高阶深入民间巷陌。无论从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到90年代的分税制，分权带来的财政制度使得地方***与企业之间的形成了微妙的有效互动，而地方***的信息优势与预算约束最终促进了从试探性的姿态到全国铺开的政策路径，钱颖一曾直接命名之为 “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

饶是如此，经济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总是乐此不疲。在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姚洋看来，“如果说分权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那么泛利性***则为这些创新被最终采纳以提供了保障。”所以，除了地方分权之外，他认为中央***的作用更少举足轻重，尤其是中性***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演变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尤其前者更是在他的新著《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得到大书特书。

所谓中性***，也就是“Disinterest”源泉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泛利性（encompassing）”的利益集团概念。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兴衰与僵化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果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重叠较多，那么利益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对社会利益的改进，那么这就是“泛利性”的统治集团。

在解释中国经济之时，姚洋则将奥尔森的概念衍生到“泛利性***” ，他认为东亚各国的***、尤其是在其发展的早期多为泛利性***，而中国***的泛利性源流甚至可以从儒家传统以及屈辱近代史谈起。在书中，他归纳了一个泛利性***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泛利性***能有效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第三，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泛利性***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不追求给大众立竿见影的好处，而是给他们提供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

近日，姚洋将分析从泛利性***过渡到后来频频谈起的中性***，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姚洋总结的中性***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关键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比较中立。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一个***特别在国内，在市场中很难作为一个中性因素存在，而往往介入利益、规则的方方面面，扮演着扶持、掠夺、无为等等不同角色。

不可否认，从理论探讨到现实世界总是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姚洋在他的模型中谈论的中性***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性***也许基于形势的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在改革初期，一方面利益集团尚未形成，另一方面面临地方***的分权的有效制衡，那么中性***的选择也是理性之举，很多对大部分人有利的经济改革政策推出也更为顺利。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曾言制度不过是社会的日常规则，时移事往，社会环境在变，约束条件也相应变化。如果中性***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随着改革驶入深水区，中性***的基础发生变动之际，经济解释调整也不可避免。下一阶段，中国面临崩溃危险还是继续增长？值此金融危机微妙时刻，再来总结中国 改革 历程，我们也许能够从过去得到更多教训而非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