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香港有个梁文道》

对香港文化的心仪，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来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那里有最棒的专栏作家，最拽的电影导演，最潮的先锋话剧。当代武侠文学从那里发端，华语片黄金十年自那里起兴，韩流日剧之前是那里的TVB剧集在纵横天下。何况还产出了我高山仰止的短句祖师爷古龙和师太亦舒。

现在的香港文化圈更了不得，因为有个梁文道。

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兄，主职是凤凰卫视评论员，副职是专栏作家，出没于《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在数字电视没接到我家之前，我基本不认识该老兄，只知道我诸多心仪的专栏作家们，都爱链接他的博客。一来二去，零散地读到了他的时评。惊为天人！独到，犀利，广识，却又非常讲道理。

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将他在内地刊发的时事评论文章，结集而成《常识》，该老兄果然没令我失望，这本书堪称本人本年度最愉快和最有价值的阅读体验。

先讲书名。梁文道好大的口气，居然把这些评论称做“常识”！关于“常识”，百度给出的解释是，“普通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做为一个合格的人必须知道的东西”。

最后一条解释有点怪，估计是英文翻译的过于直白，什么是“一个合格的人”？暗自揣测了一番，“合格的人”该是一个“能明辨是非，有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底线”的人，想想还拗口了些，应是一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犯糊涂”的人。梁文道的文章，大约是写给这样的人看的，糊涂的人自以为是不需要常识。

这是我猜的，他在本书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里，对书名特地说明了一番，表示绝非有自大之意。他说，一是向前人致意，美国人托马斯•潘恩1776年写了传世之作《常识》，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奠基文本；二是他认为自己所言皆在常识范围之内，没有故作深刻。

的确如此，他的《常识》通篇在讲最基本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道理，关于国家的、城市的、个体的，所以他认为他写的就是 “常识”。但他的“常识”并非简单肤浅之文，对事件本身他看得比我们清楚一点，对事件本质他想得比我们深远一点，对事件影响他推算得又比我们复杂一点，这些加起来，使他的文字读上去，既不卖弄聪明又十分睿智，既不语言晦涩又文理独步众生。

本书收录了他2006年—2008年间的时评，写于“5•12地震”之后的一组评论最见功力。他在大悲中留给自己冷静思考的空间，在万众沸腾中保持了一贯独立的立场。这一份冷静与独立，现在看来是如此珍贵，他在我们被感伤遮住了双眼在哀恸中放弃了思考时，发出了虽刺耳但不乏理性光辉的声音。

他说，我们不能“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承认死亡，方有解脱”。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再大的胜利也无法取代灾难映在个体身上的痛苦；所以，今天我们才明白，当日再感同身受，事实上无法减轻或分去灾民的伤悲；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做到，将更多的目光和温暖，投向那一个个普通人，关注他们日常点滴，知晓他们今时的苦痛与希望，像真正的一家人。

他说，“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因为“中国既然多难就不该避讳灾难，不该在救灾抗灾的光荣里忘记与灾难共存的现实与谦卑”，所以“容易发生水灾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容易发生震灾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废墟里逃生”。他说得真好，他比我们对“多难兴邦”有深刻得多的理解和领悟。多难兴邦呵，是说我们在一次次灾难之后，学会了尊重个体的生命大于一切；是说我们在一次次重建之时，找到了与威力巨大的自然和解之道；是说我们在一次次漫长的恢复之旅中，聚集起了民间汹涌的智慧动员起了***之外的有生力量。我想他真正想说的是，对抗灾难的经验，才是与灾难共存的本钱，才是安邦兴国的基石所在。

他说，“万众一心是异议的消失”。因为“假如一切的声音都是哀悼与同情，灾况不会好转”，所以，“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现在再看这篇刊发于2008年5月15日的文章，还是很佩服他的勇气，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正是基于此处，绝不人云亦云，始终在纷烦嘈杂中赫然独立，不受各色价值观的侵扰，不隐晦独树一帜的观点，只忠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判断。

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谏者，像他那样“没办法赞美什么”，坦言不会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以为他们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启蒙者，像他那样总是希望公众关于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常识多点再多点，不吝于将自身智慧的结晶与公众抵力分享。因为，清明的世界固然需要头脑清楚的领导者，同样需要民智开启的普罗大众。多一点常识，便少一点蒙昧。

这就是香港新生代写作高手、公共知识分子代表梁文道，能言善道，精于论道。香江有他，怎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