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建筑《摘抄_负建筑》

《负建筑》

隈研吾

山东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9-04351-9

这里所说的脆弱并非指建筑的物理属性或结构属性，而是指其私有属性。正是建筑物的私有属性决定了它是脆弱的。

……受损失最惨重的正是那些用贷款购置了房产并因此拥有了私房的人，他们就是那些深受20世纪住房抵押贷款政策影响的、勤勉工作的工薪阶层。

正如本书所反复阐述的那样，尽管现代主义利用住房抵押贷款政策扩张了其影响，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这两者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地震的发生从根本上动摇了住房抵押贷款政策，也同时动摇了现代主义。

这两样道具与20世纪60年代末轰动建筑界的两个建筑设计（正确地说是非建筑性设计）极为相似。一种是维也纳艺术家沃特•皮克勒（Walter Pichler）设计的“透明头盔”（1967年）；另一种是经常和皮克勒合作的奥地利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设计的“非自然环境控制箱”（1968年）。

当然，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建造建筑物的特权。能建造建筑物的“强者“数量有限，建筑物因此基本上属于相对稀少的存在物。正因为稀少，其体积大、耗材多和寿命长的特性都能够得到宽容。

建筑物已经供大于求。尽管如此，建筑业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不时有激励性措施出台，以期重振正在趋向萎缩的建筑需求。

社会与建筑业息息相关。进而言之，相比于建筑物本身，社会更需要的是建筑行为。因此，不管建筑物如何泛滥，社会都不会对建筑行为叫停。建筑业必须自始至终地受到鼓励。

美国的住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勤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

作为支撑20世纪权力基础的两大政策——住房政策和公共事业政策，二者都是以建筑魔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得不把20世纪称作建筑的世纪。那么权力和建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共存关系？

弱者是一个独立体。就像建筑是一个独立体一样，弱者也是一个独立体。事实上，我们知道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弱者，任何看似弱势的事物，当它处于某个特定环境中，往往会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然而，凯恩斯却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彻底地割裂开来，目的自然是为了继续捏造他所谓“弱者”的存在。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政治家们也同样巧妙地利用了弱者的存在。那些与建筑特权勾结在一起的政治家们首先以弱者代理人的姿态登场，他们充分利用弱者逻辑，掌管建筑，并最终攫取特权。

对于必须依赖现代选举制度的政治家们来说，建筑行为的规模（大规模）充满魅力。因为在大规模的建筑行为之下，筹集选举经费所需的高额资金可能会相对容易；同时，那些从事建筑业的人们，或与这种大规模建筑行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反过来又会在选举中以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政治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物特点之一的“大”也就由消极的负面因素转化成积极的正面因素。

当然，当时只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却不曾有人提出与此相关联的另一问题，即：假设建筑物必不可少，那么这种建筑物究竟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称作日常设计图的东西不过是这种具有无限进深的设计图中的一个截面而已，可见眼前的设计图是如此肤浅，如此过于简单。

在产业领域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同出现了诸多问题。

于是，对建筑师们来说，“著名”成了比什么都重要的一种才能。

日本建筑师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研讨会的主办人、组织者，之所以能在国外主要美术馆举办展览，都是仰仗大型综合建筑公司不遗余力的支持。……而这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日本当时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是众多建筑史学家们看到的只是“风格的生态学”，而忽略了导致现代主义产生的“经济学”。关于孕育了现代主义的经济学，我们简单地用一个标题来概括，那就是一种“办公大楼的经济学”。

所以，建设办公大楼的前提就是这样，它是随时可能更换主体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一种无主体的建筑类型。

物质（隔断和家具等）可以屈从于人类的欲望，而建筑却不会，这就是密斯提出的整体空间理念。在他看来，建筑物是物却不等于商品，它是一个放置商品的场所，是处于商品元级的一种存在。关于商品和建筑，密斯还提出了新的分类，并通过实实在在的建筑使这一分类更加清晰。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以外的社会阶层即使拥有了自己的住宅，但是这些住宅既不会成为资本，也不会带来利润。所以住房抵押贷款政策不仅不会改变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的地位，相反，那些有了私房的劳动者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像曾经受缚于土地的贫农一样辛勤地工作。

要解决恩格斯提出的问题，还需要另外一张处方。那就是20世纪所开出的处方，这张处方就是城市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制。

所谓区域规划制，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于准备建于某场所的建筑物，事先设定并限制其建筑类型和体积的一项法律制度。在这一法律制度的约束下，即使住宅本身不能成为资本那样的建筑物，但至少可以保障其作为资产的价值。例如，设建筑物的容积率为300%，那么在该土地上就可以建一座三倍于所用土地面积的建筑物。根据该地区的房屋租售行情和区域规划制，一旦有了该建筑物的建筑面积，那么其土地价格基本上也就自动决定了。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项制度进行约束，人们就无法了解某处可以建何等规模的建筑物，同时也无法确定土地的价格。乍一看，区域规划制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护环境，实质上，隐含在区域规划制背后的思想却是为了使土地资产化，并稳定土地资产的价值。住宅可以成为资本，所以它不会“失败”。这就是20世纪对恩格斯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20世纪后期，资本和商品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非常模糊，资本出现了商品的特征，而信息化和宽松的制度又给这一变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投资活动中，资本不再是主体，而是变成了客体（商品），企业之间的收购、合并成了家常便饭。众所周知，客体（商品）必须具备一种利于销售的外形（包装）。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宿命。那么资本的外形又是什么呢？可以说有资本投入的办公大楼是最便于理解的一种资本外形。……被称为后现代摩天大楼的有个性化外装设计的办公大楼就是这一资本制下出现的变异产物。

以住宅为担保的资金衍生出了无数个后现代摩天大楼。

确切地说，场与物（客体）是相对的。既没有永远作为场的事物，也不会有永远作为物（客体）的事物。曾经被认为是场的东西，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知何时就轻轻松松地转化成了物（客体）。

把世界分割成场和物的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主宰了现代建筑和设计，而且还深入到我们思维的所有领域。例如，函数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分割呢？例如：计算机OS（操作系统的缩写）被称为是客体指向，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否定了函数和变数的分类。在这个系统中，变数不是代入函数中的数，而是与函数等价的一个数。正因为如此，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得到了飞跃的提升。虽然客体指向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但是这里所说的客体指向，指的是不对场和客体进行分类，而把算子（场）和变数（客体）都看作是客体，而这两个客体又是等价的。在以往的OS中，当函数变得复杂的时候，函数的嵌入状态（通常被称为子程序）往往会发生重叠，导致运算处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客体指向因为没有上下等级之分，不会发生上位涵盖下位的嵌入状态，所以函数越复杂越能显示这种等价方法的优越性。

正确地说，建筑师们要以具备批判性为前提，来创作完整的作品，创造出包括周围言论、媒体在内的一切环境（战线），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奋起展开斗争。

这件武器就是住宅。他们把住宅，具体地说是为中产阶级建造的郊外独门独院的住宅作为武器，最终夺取了20世纪的领导权。

另一方面，这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又与中产阶级这一新兴阶级和新的社会大众消费品的出现在时间上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持了一致。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打乱了社会力量的均衡，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住宅危机必然同时发生。

说得再清楚一点，他们放弃了早期现代主义的主题——空间——这一名称的模糊存在，而提出了客体的概念。

最引人关注的情况应该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被确定之后。

建筑师在选择了为时代的主流欲望服务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来改变这种主流欲望——即使改变是极其微妙的，也要让主流欲望逐步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但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曾经受个人的自由欲望和自由购买行为所驱动的社会结构轻而易举地遭到了破坏，郊外的居住形式也明显地显露出其弱点所在。郊外住宅是自由行使个人欲望的象征。这时，以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的公共投资政策成为20世纪的主驱动力，并以此取代了郊外住宅观。这一政策的设想是，利用公共投资来控制个人欲望这一不安定的因素，同时把社会引向稳定。公共投资的核心是建筑，是土木工程。所谓公共投资政策就是利用向个人及法人征收来的税金来建设公共建筑物或公共土木建筑物，并通过建筑行为来引导整个社会风向。这构成了经济大萧条后主宰了20世纪的社会体系。

建筑物作为公共投资对象，是需要得到公共这个主体——也就是与该公众建筑物相关的一个共同体认可的。为此，勒•柯布西耶认为，首先必须强烈地表现出该公众建筑物的公众性，同时在使用该建筑物的人群中确立一种同一性。

……20世纪的世界得以运转的动力则是利用了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空间差异。

我们还可以把形式化叫做抽象化。因为抽象化之后一定会产生形式化的欲望，抽象化和形式化是密不可分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我们很难把它们分割开来。如上例所说的在方格纸上绘制结构布局图，是通过平面来表现建筑的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化。在这种情形下，构成建筑物的各种要素——如材料、颜色、触觉、气味等等如此丰富多样的信息全部被割裂开来，留在纸上的就剩下那些表示墙壁位置的线段。

这就是说，建筑物最终的归宿必定是大地。

柯布西耶和密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深刻地理解了形式化的价值及其社会效应。

然而，形态上的“自由”却更加明显地反衬出这类建筑物本质上的不自由。

70年代的参与论发展到90年代转化成了通称为程序论的逻辑而得以继承下来。作为供方的建筑师以全新的空间形式（即程序的形式）把作为需方的顾客潜意识诉求固定下来，这就是程序论的基本思想。这一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叫功能而叫程序。

同时赖特又十分清楚利用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即照片）向大众传递空间的形状、空间的动态是多么的困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频繁使用了适合摄影的建筑要素，即伸向空中的悬臂。

赖特因为认识到了混凝土预制件的极限而决定离开西海岸。当然，他所看到的所谓极限不是指混凝土预制件这一材料的极限，而是混凝土预制件这种材料所能够带来的技术已经极具象征性地呈现出了建筑民主主义的极限。

拒绝分类的人总是会嘲笑分类这种做法。于是，在研究村野（藤吾）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研究分类，重新认识分类。的确，像他这样的建筑师实在为数不多。

“我们当然清楚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大家越看这个影像作品，越觉得扫兴。

木材不像混凝土那样呈液体状，所以它既不能像混凝土那样具备自由形态的条件，也不会很快定型。它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自由，有那么一点点脆弱。但是这一点点的状态却能缓缓地、长久地延续下去，这就是木结构时代的特点。正因为这种施工方法有诸多的不自由，没有太多的可塑性，所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够保持规模的统一和形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