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数码时代的影像狂欢》

当柯达公司在1888年推出箱形相机，并向人们承诺：“您只需按下快门，其他的交给我们”时，他们恐怕还没有预见到，时至今日，拍摄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数码技术的突飞猛进将人手一部傻瓜相机的梦想扫进了故纸堆，柯达公司在2007年不得不忍痛结束与中国乐凯公司在传统胶片领域的合作，并在更早的时候将公司制造传统胶片的车间大楼炸毁。固守传统的莱卡公司也与松下合作，不失时机的推出了彻底数码化的M8。而佳能公司则宣布，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盈利接近5000万美元。以胶片为介质的摄影时代无可挽回的走向垂暮。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

廉价的数码相机已经降到了3位数的价格，而且不必付出昂贵的冲洗费用。几乎与此同时，附带摄像头的手机使全民摄影获得了决定性的跃进。当奥斯卡·巴纳克在1923年发明35MM相机时，他以为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部相机的梦想指日可待。此前，摄影因为技术的局限（使用巨大的底片、难以携带的相机），只能被少数精通此道的人用来拍摄贵族的室内肖像，或者被亚当斯雇佣的向导背负着去捕捉宏伟山头上的月出。35MM的应用，让摄影从这些矫饰、雕琢、宏大的叙事中解放出来，被赋予了平民意义。

但是，奥斯卡·巴纳克的梦想没有来得及赶上科技的飞速进步，数码影象取代了35MM胶卷将这一趋势推向登峰造极。一个影象帝国正在悄然崛起。

这个帝国的最终梦想是：每人都有一部相机（或者别的拍摄工具），每个人都在随时随地的拍摄。人人都是狗仔队几乎成为了数码摄影时代的写真。snapshot aesthetic（速拍美学主义）借此大行其道。而这种速拍的危险在于：使人们更加沉溺于短暂的小敏感不能自拔。

新一代的拍摄者不屑于了解光圈和快门组合的意义，电子决定一切。当然，他们也更懒得去了解苏珊·桑塔格那些晦涩的文字。拍摄，随时随地的拍摄，不看，不想，拍摄一切……当老去的布勒松带着他的35MM莱卡相机逡巡在巴黎街头时，他的相机是装着36发子弹的狙击步枪，本人则被描述为随时准备出击，在决定性瞬间抓住猎物的猎手；今天的拍摄者——无限的无成本拍摄使他们成为按动快门的机器。

当布勒松一代远去的时候，法国图片社的执行总监盖瑞·耐特评价道：“在一个重要时期重新定义了摄影，让小型照相机成为时尚，是他们这一代拍照者把摄影从一种科学的有趣发明物转化为艺术形式的革命。”

而革命往往控制自身，使革命成为革命的唯一目的。数码时代的拍摄者——我们无法定义这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身处各个阶层，具有各种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年龄和面孔，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拥有一台数码相机或者拍照手机——进一步，在颠覆的意义上将布勒松一代的解放推向极致。

布勒松们将摄影的目标转向日常的喜怒哀乐，转向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数码一代则将日常的喜怒哀乐都碎片化。曾经的解放者——35MM的传统摄影工具和技巧，也成为新一代人眼中必须打倒的权威——不，他们不打倒，他们以不屑一顾的态度使权威自然而然的土崩瓦解，抹去亚当斯和布勒松时代最后一抹英雄余晖。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写道，拍摄这一行为，意味着提醒被拍摄的东西是值得被关注的。提醒人们什么是值得关注的权力如今从大师手中分权到每一台带摄像头的拍照手机上，尽管它可能是温州某个小厂提供的塑料镜片，尽管它可能只有20万像素，尽管它的主人可能只是中国上千万涌入城市寻找财富的打工者——但是记住，权力是技术本身的，与使用者无关。

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的使用者关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因此，我们在网络中发现，越来越充斥的是一个杯子、一双球鞋、一片花瓣的千篇一律的照片。不能不承认这样照片确实有它的美学价值，但是这样的泛滥却在昭示一个本质：在数码时代，我们的审美观念，乃至生活本身都在急速的同质化。而拍摄者在拍摄这些影象时，往往仅凭借简单的直觉，偶然的心理触动，放肆的发挥自己的小敏感。拒绝思考，拒绝严肃，拒绝宏大，重要的是拍摄者此时此地突如其来的感情。

严肃的主题被碎片化的影像狂欢淹没。

摄影师王文澜曾经不无悲哀的说，对于摄影来讲数码方法也许让拍照变得容易了，人人都能干，数码方法也许可以让现代艺术表现的很好，就如同网络文学一样，但同时也让摄影师们很难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了，公众淹没在图片信息的海洋之中，纯粹的摄影艺术将死。

另一位摄影人在描写一次演唱会时用一种更象形的语言展示了他的不安：听众不存在，存在的是无数的数码相机。我的相机在包里变热，融化，它迫不及待的想要流出来，参与这场数码相机的大合唱。

需要说明的是，这场演唱会的歌手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

这样的大合唱，出现在每一场演唱会、狂欢，甚至街头车祸中，以至于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大多数时候，拍摄者截取这些影象的目的在于传播——向周围的亲友讲述自己的亲历事件，而照片成为他们“如是我见”的证据。而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动机仅仅在于口袋里有一部数码相机或者拍照手机。

这样的场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外一个相似的景象——成千上万的游客进入景区，依次排队在值得拍摄的（一些机构甚至在这些地方设置了明显的标志，提醒你这里值得拍照）景点前拍下“到此一游”的纪念照。便于携带的相机本来的目的是使人们在旅游时方便的拍下纪念照，但是却不知不觉中使人们产生某中潜意识的依附观念，即旅行的意义仅仅在于拍摄这些纪念照，旅行本身变得无足轻重。

纪录，成为纪录的唯一理由；手段，成为目的。数码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对使用者的控制。

与此同时，35MM相机，尤其是傻瓜相机和“拍立得”建立起来的平民摄影，被数码机器推向影象暴民的狂欢。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桑塔格的论述中：拍摄这一窥淫式的行为事实上赋予拍摄者一种主动性、侵略性的权力，而被拍摄者则成为镜头下惶恐不安的被攫取的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人——经过训练的模特可能除外——都会在镜头前表现出不安、拘谨甚至惶恐。通过拍摄这个程序，他将自己的形象完全交付给摄影者，任其摆布。

数码摄影的低成本和低技术（有趣的是，技术的进步的趋势往往是对使用者要求越来越低，从而令使用者越来越笨拙，使技术越来越集中与少数人手里）使拍照成为无所不在的动作，权力因此被分割成无数的小块，使无数人分享这种权力的***；同时，也有无数人随时随地的沦为被攫取的对象而惶恐不安。隐私在成千上万的镜头前无处藏身，人们一边极力掩盖自己的尊严，一边绞尽脑汁去窥视他人。有一句话入木三分的描述了这个隐私破灭的时代——

当你拿手机在偷拍时，被偷拍的人正在拍你，别人的***装饰了你的手机，你偷拍时的样子成了呈堂证据。

或者，这种无所不在的拍摄，恰恰是我们时代支离破碎的标志。

谨以此文向苏珊·桑塔格女士致敬。然后，加上本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