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笔记》

食即农，货即商。

殷商井田制，九口共耕公田一，再各耕私田，臻于至治曰礼。

春秋战国初税亩，即无分公私，一律征税，曰礼乐初坏。

秦汉并称，然秦速朽，西汉乃中国成熟的大统一格局的开端。

汉高祖以平民称帝，社会历乱世初定，乃无为而治，与百姓休养生息。

孝惠吕后时期承高祖，而民初富。

文景时民富而兼并起，上免赋十二年以济贫，实益豪门大户，贫富益不均，所谓文景之治，国虽富而乱象已生，乃有七国之乱。

汉武时国力鼎盛，遂征四夷，耗尽天下积蓄，社会矛盾纷起，虽多方筹措，终至中衰。

及至昭宣，国力民生复缓慢积累，虽谓中兴，然贫富悬殊格局已定。

此后元成哀平政治亦乏术，人心思变而走极端，儒术兴。

王莽篡汉，政策多荒诞，速亡，另一循环开始。

尤可注意者，为汉武及王莽时期之政策。汉武时汉朝盛极而衰，王莽时已病入膏肓。考察挽救危局之措施，可发现很多熟悉的东西。

孝武政权为挽救国家财政和抑制贫富悬殊想了很多办法。

其一，划少府中盐铁等归国有，国家专卖，此种措施今日尚有，如烟草专卖等；

其二，粥爵，令百姓可以粟买爵位，爵可免徭役赋税抵罪等，用意一是贵粟使农民得利，二是抑制贫富差距。实际上这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富者以金买粟而粟不必贵，贫富差距也不必缩小；

其三，算缗，即收缴所得税，令百姓互相检举隐瞒财产者，一旦发现就没收全家财产。这个办法虽然迅速充实国家财富，但导致社会结构的极大破坏，可谓杀鸡取卵的办法。与之类似还有口赋，即人头税，市税，即营业税等。

其四谓均输，类似计划经济，国家出面买贱卖贵。本意是平天下物价，谓常平仓，抑制商人暴利，但实际效果和现代的计划经济一样不佳。

要之武帝之措施，都没认清社会之真正矛盾所在，明明是经济问题，硬要归结到教化不够，民风不纯。故没有适当的调整这种矛盾的手段，只好以一班士人出身的文人来勉强治理，如贾谊、董仲舒之辈，不过权宜之计。

王莽一代政治更是病急乱投医。既然之前普通的手段效果不佳，便效古法。令土地国有，奴婢私有不得买卖，限制每人拥有土地及奴婢数量，多则济宗族；认为货币是贫富不均的根源，令禁货币，或以金银贵，乃仿古以贝壳等为货币。但百姓仍私铸钱币，争相犯法，则法终不行。上古时小国寡民之原始经济如何比得西汉，如此逆社会之自然发展方向而蛮干，当然天下大乱。其书生意气至此。其妄图以儒术礼教彻底改造国家之努力则屡为后世效仿。

西汉一朝可作为中国两千年社会变迁之缩影，此后各朝不断重复这种乱极而治，治极而盛，盛极而衰的模式，循环向下，直到耗尽制度的一切活力，终于崩塌。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之一极大矛盾即是农商矛盾。民富则商贾兴兼并起，贫富不均，此乃社会发展之自然形态。治则宜顺而导之。然中国从秦起成一大统一格局，当政者缺乏治理如此巨大帝国之经验，亦无引导商业之手段。故商业发展总导致社会动荡，帝王患之，遂重农抑商。如皇帝每年中都有一次下田地作农活状，以示劝农，如对商人征重税，规定商人不得做官，衣着坐车不得越矩等。但政策总敌不过商业发展，故屡走极端，复古之声时常在历史中响起。

客观上说，一个早熟的大国在治理上确有难度，但作为统治集团的“士”的阶层对此种状况应负极大责任。用一套不变之礼欲治天下于万世，其可为乎？钱穆在《国史新论》中颇为称道此种士的传统，认为士心怀天下、延续传统、保存文化。然治国需专才，中国称为匠，素为士所鄙，以为等而下者。而谓通才者，其实眼高于顶，顽固僵化，高高在上，空言无物，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治出个傻子来。礼治形式化为礼教，国家亦走向死胡同。此种精神与孔子之活泼精神相去远矣，然何至于此？儒士之罪过不可推脱。

今人看王莽董仲舒之辈，自然笑其迂腐，然今人何尝有所改进？新中国之计划经济比王莽之新政如何？文革出于20世纪之中国，偶然乎？必然乎？五十笑一百步。如果说王莽政策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则20年前之中国仍是变相封建，文革是最近一次复古之回响。

痛切言之，文革亦有其积极因素，如化疗一般，虽对身体伤害极大，也彻底破坏传统文化之余孽，使中国能甩开历史的包袱，生长出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传统之争争了很多年，有人讨论挖掘传统文化，如儒教、易经等，说比西方制度更是救世良方。但愿这种挖掘不要挖出那些腐朽的故纸堆出来，而且就算能挖出一些新种子，也需要一个真正适合种植的土壤，而土壤大概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培植。

时至今日，矛盾仍在，这是中国必过之一关。历史只能指出什么是错的，却不能为未来指明方向。今日之知识分子，不知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