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给疾病强加了太多含义,进行了太多阐释,而它们是非本质的。疾病的本质发生了偏离,苏珊对这些疾病的隐喻进行了讨论,有关阶级、女权、死亡、政治。她身患癌症后仍然在写此书,所以对疾病和一个患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诸多的嗤之以鼻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和反省。本书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犀利、独到和激进。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自己是一位癌症患者会有怎样的心态,会面临多少非议?于是如果你的周围有谁在患病可以将此书馈赠给他,让他在病榻上有更多的体会。
另外,在这个被权威和隐喻统治的社会,我们离本质离真实也越来越远,回到问题本身几乎不可能,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病人,在被他人赋予更多的隐喻,迷失中又去隐喻别人。所以这本书是送给每一个人的,你、我、他。
下面是部分书摘:
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
不那么有阶级意识的人或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的人就把这些成见当作了不言自明的东西加以接收。
语言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
批评出现在现象与本质发生偏离的时刻。
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立刻)压垮的病人。
不妨丢开(这些疾病的)“名称”和“标签”(我们的作用是帮助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痛苦。)——而这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医学的权威性。
活力的突然高涨可能只是死亡的前兆(能量的这种喷涌总的来说是自毁的,而且也是毁人的)。
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呈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忧郁人物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
德国的克勒契玛依据男子体型将男子从性格上分为“瘦身型”、“斗士型”及“肥胖型”,认为瘦身型和斗士型的男子多具分裂性气质,孤独,自闭,不爱社交,不现实,而肥胖型的男子则具有循环性气质,亲切,现实,乐于社交和助人,爱好享受。
容忍一定的非理性(迷信、狂热)是理性的。
“左”与“右”这种术语的出现通常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追溯到1789年国民大会对席位的安排,那时,共和派和激进派坐在大会主席的左侧,而保皇派和保守派则坐在右侧。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15:02:34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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