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与惜别《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

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

——言说的中日与缠绕的东亚

王威廉

一

“东亚”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像是一件被迫穿上的不合时宜的风衣，于是我们的目光远远地穿越了这件风衣，在一个庞大的世界主义范围内寻找着强大的他者来体认自我。似乎可以说，“东亚”在汉语中仅仅是以地理学来定义和命名的，而在思想的背景上，这个词汇没有任何的重量。一种中-西二元对比映射结构呈现了中国近当代思想发生与言说的轮廓边界与基本模式，这种论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改变了历史的路径，而随着这论域的内涵被逐渐固定化与泡沫化，中国的现代性前景开始显露危机，而且我们对中国的认知也在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反抗还是依附，再次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武断论的前提。

或许，我们需要的是新的他者，需要一个新的他者带来有别于过去的参照系，有别于过去的历史视野。在看完了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后，我的心中涌现了一个异样的日本，而日本，就是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去寻找的他者。

日本内涵的丰富与驳杂早就在颠覆着盛行于国内的那种简单化的论断，——对于他者的文明，我们总是喜欢得出一条条模棱两可的简洁之论，然后把这些有关他者的结论做了或补充或批判自身文化的材料。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像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模式，可实际上这种结论的得出早就预设了自身的立场，问题的得出自然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一言概之，我们没有相对客观的和反思的立场来生产知识，因此这样得出的知识是形迹可疑的。像是钱穆有关中西政治比较的论述，得出的那些西方的政治心理外向、中国的政治心理内向之类的结论，未免太过简单化，是经不起推敲的。尽管张君劢等先生早就对钱穆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直线比较论至今仍在国内的一般知识层较为盛行，这无疑对民众的普遍思想倾向大有影响。而实际上，这种心态，就是典型的自以为大国的心态，没有对他者给予足够的尊重，而我们自己也深陷在极端的傲慢与自卑之中。

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张承志的日本之书，必须得说，张承志笔下的日本也断然不是日本的全貌，他所展现的部分也是日本与他独特个性相吻合的那部分。但同时也得承认，他是以史学家的视野把日本放在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范围内来考察的，并且用作家的敏感向内挖掘着，尝试去逼近日本的内在精神，这和他坚持的“清洁的精神”达成了某种略显古怪却激烈的共鸣。他在日本苦苦寻觅的都是古典中国的那种美感与耻感的文化，然后一点点小心地剥离了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釉彩，得到的是他心仪的碎片。最终，他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日本把借自古典中国的元素加以仪式化，也就是宗教化，从而濡化进了人的生活与心灵之中。而中国，诸多文化元素的发源地却因为弃置如敝履，没有进入到日常生活的信仰仪式中，最后只剩下了老生常谈。我以为，这样的看法是深刻的。不能化入生活与内心的文化，其命运只能是成为枯死的教条。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眼前时常被提及的文化复兴，我觉得恰到好处，能成为一种判断的依据。

张承志在这本书里最见真诚的地方是，他用中日之间许多个体（包括他自己）的直观感受来辨析尊严在人类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国家、民族之间的敌意与歧视作出了强烈的批判。从这个立场出发，他的日本言说终于超越了中日历史缠绕的层面，上升到了一种世界文明的总体观照之中。不得不说，这样的立场在中国是久违了，文明的基本良知在这里闪现了，尽管会被讥笑为“理想主义”的幼稚，有人会说：国际政治当中何有理想可言？唯有利益耳！但是，正如“理想主义”这个词汇一样，曾经是多么美好的字眼，代表了人类得以超越历史之恶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对一个文明以至整个人类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越是步入一种伟大文明的深处，越是感慨于这种良知的重要。没有这样的尺度的国度，是卑琐的，是历史之恶的彻头彻尾的俘虏。

二

我们何须讳言，尊严的丧失，或更直白的说，歧视，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是意味着怎样的心灵苦难，而日本，正是这歧视话语的最大制造者。优越-歧视的一币两面，也是明治以来日本帝国失去良知得以发动战争的话语发动机。因此，中国人的日本言说怎能逃脱这样的历史语境？

中国人的日本言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在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王韬写《扶桑记游》之时，正是日本明治时代，其时中日战事未开，不但危险没有逼近，而且日本人对中国仍抱有历史积淀而成的巨大好感，对他们的日本之行崇敬有加，使他们的日本言说也余裕而自如。像黄遵宪甚至可以把从日本得来的一个治脚气的偏方写进诗集中，以备国人之需。这样的黄金时段极为短暂，到了鲁迅、郁达夫留日的时候，甲午海战已开，东亚历史的新格局已然生成，他们的日本言说显得苦涩而焦虑，这也奠定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话语基调，像《呐喊》的愤怒、像《沉沦》的晦暗。而陈天华的死，则是一个历史的浮标，测量了来自东洋之歧视的锋利程度。而这些，正是从两个向度上奠定了中日近代史彼此缠绕的场域：对于日本而言，是以民族的优越感试图建立自身为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在世界上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白种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式的言说，试图为罪恶竖起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样的论述比小说更惊险、更能鼓动人，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就多多少少有点日本式的气味。而尊严的丧失，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形成了一种受辱而受伤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辉煌的历史记忆反衬下使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强大，无比的强大，甚至从来都没有把梦想定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万国来朝”到大跃进时代的“赶英超美”，这种大国期待的话语逃避了日本的民族-种族主义的羁绊，成为了一种历史与未来双重想象、印证与建构的产物，但这其中莫不包含着那种日本对帝国想象的镜像碎片么？这其中会不会有着一种互为反转的结构呢？

二战以后，日本成为了美国人羽翼下的保护国家，它只能以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中日之间的关系。东亚的格局再次巨变，曾经的诸多细节正在尘埃落定，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唯一能够清晰记得的便是日本在中国的罪恶，甚至于对那场中日战争都不能放在整个二战的世界背景下来看。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中日近代史关系的原点却在遗忘，双方都没有对罪恶的生发作出有力的思想史回应。罪恶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一页却已合上，故而，双方对彼此乃至自身的认识总是残缺的。悬置、逃避、沉默与失语，造就了一个仅仅只在地理学上成立的“东亚”，就这样荒诞地存在着，比起欧洲在二战后的反思以至融合，这个“东亚”显得过于虚无飘渺。

这些问题少人谈论。或许并非是难度，而是这样的谈论太过敏感与冒险。

但是，张承志触及到了这些，他直接用文字去品咂了那种来自“歧视”的苦涩滋味，从而深深地否定了那种大国意识的傲慢。这不仅仅针对曾经的日本帝国，也包括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必须对他者的尊严保持应有的尊重，实现一条超越帝国主义的强国梦。如果说这世上真的有一些普世价值，我想，尊重他者永远都会是其中之义。在这一点上，近年来张承志越来越强调，这也是他东渡日本、远涉拉美等多种文明后的一种升华吧，这样的多元文明的包容视野正在“纠正”着他在写作时迸发的不可遏止的激情。或许，那种激情有些许的夸张与变形，但那有何可笑可言，他的言说在当代中国确是无可替代。

坦率的说，张承志的一些思想早已备受质疑，尤其是在一些偏激的网络论坛中已经被攻击和谩骂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但是很多的质疑与攻击并没有理解张承志的立场，他们所持有的依据无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大肆宣扬的恐怖主义的阴影。实际上，张承志并不完全认同那些异端（比如日本赤军）的暴力行为，而是着重赞美他们最初的美好理想——为了正义与平等。异端的暴力行径已经灰飞烟灭，而致使异端兴起去反抗不义的精神应当长存于世。他在字里行间里悲痛地哀悼：正义与平等的左派精神正在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大潮下成为破碎的泡沫，被人永久地遗忘了。

或许是激情，或许是偏激，这些言说令人无法无动于衷。

三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曾号召国人认真研究日本，而1949年后，面对世界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中国对于日本竟然失却了曾经的兴趣；待到冷战结束，日本右翼沉渣泛起，中国人对于这个邻邦才开始了再次的打量。不过个性化的而又有具备很大读者影响力的日本言说著作并不多，除了张承志这本，余杰的《“暧昧”的邻居》也曾引起过一些反响，不妨简单比较下。

余杰曾是张承志最强烈的批判者，他这本书仅仅从标题看，与张承志的已经大相径庭。他批判的味道浓些，张承志敬重的成份多些，折射出了中国人的日本言说的特点——其实都是有关日本的中国言说，日本成了表演的舞台。或许，张承志的日本感受会深切一些，他毕竟在日本度过数年，精通日语并用日文著书立说；而余杰只不过是一次时间很短的访问考察。当然，时间并非关键，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时，并未踏上过日本的国土。

而打开余杰的书，那种网络大众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其中，他说日本“是世界上最缺乏爱和同情心的地方。”他在别处甚至写道，日本人不具备“人类的资格”。这些言说比他所批评的日本右翼更为情绪化，这无疑影响了他批评的深度。细读之下，余杰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立意尽管是崇高的，却没有触及根须。不过，并非毫无所得，他对日本民主细节的关注却是张承志所不及的。即便右翼横行，却总有少数（相对人数少，绝对人数并不少）有良知日本人在与之抗争，余杰感叹于斯。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非要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分出优劣，而仅是表明日本言说的复杂多面。不能理清这复杂多面，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当下的处境大有含混不清之处。实际上，对待日本的立场其实关乎着我们的世界立场，就像张承志、余杰两种立场的分歧看似在日本，实际上更深的分歧根源却是来自于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及其宣扬的价值观念。承不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承不承认目前世界格局的合法性，实际上成了他们两人截然相反的核心价值与根本依据。余杰是按照既有的世界模式来生发自己的日本言说与中国思想，而张承志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另一条支流，那就是一条有别于既有模式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的“革命之路”。无可否认，张承志的理想太过美好与脆弱，使他有了被观看者眼中的不合时宜的悲剧性。

四

尽管有关日本的言说多种多样，但中国与日本却有着一个基本相同的处境，那就是它们都是非西方国家。面对现代历史的进程，它们必须奠定起自身的现代性基础。究竟是自发型的还是横向移植型的，这对自身历史的重新阐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关乎到非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话语基础以及价值立场。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写于1940年代的《日本政治思想史》，1952年出版后，常被誉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其表面在讨论江户时代“朱子学”和“古学派”的思想，而实则强调了日本固有的“近代性思维”。他在一种历史化的纵向叙述中，自以为抵达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完整性以及合法性。而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深层同构，这种思想没有反思的延续了以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为指导的京都学派“支那学”的思维。内藤湖南曾说：“代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他指出中国唐宋以来业已具有东亚现代性的萌芽，并以此为据否定了宋以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可以发现，这种理论话语与渴望日本统治下的“大东亚共荣”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是需要现代性去拯救的，而拯救者却只能是与西方现代性相抗争的日本“东亚现代性”。

这样的缠绕令人眼花缭乱，却又暗自惊心。没有对这样的思想扭结进行彻底的清算，未来的“东亚”根本没有任何认同的可能性。

不过幸运的是，希望正在显露。中国学者汪晖于2004年出版的学术巨著《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其论述的开端正是宋代理学，剑锋直指日本的京都学派。汪晖以异常恢弘的思辨力与西方现代理论话语进行了深层的对话，尽管此书论及范围极为广博，然则其基本论域在于阐释中国固有思想是如何与西方话语杂糅、扭结成了今天的现状。在与他者话语的辨析中，中国自我的轮廓正在逐渐显现。这不是日本式的与西方比附而得出的现代性，——汪晖并不急着修理历史的链条、论证古典的自足，而是直面历史的困境，作出一种更为细腻与开阔的思考。而在日本方面，学者子安宣邦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新反思了日本的诸种近代论调，并希图在一种真正的平等与交流中重构“东亚”的概念，他说：“恐怕这才是从被帝国日本霸权主义污染过的东亚走出来，于我们手中建起新的东亚概念的途径。”我想，汪晖肯定会赞同子安宣邦的这个美好愿景，因为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的附录里面，汪晖论述了“亚洲想像的谱系”，其中亦有着以亚洲为方法重新思考世界文明的向度，并提出了把亚洲想象成为一种“互动的关系”。

可以看到，这些中日学者的思想正在成为“东亚”进入思想史论域的起点。而除了具体的思想史分析，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要一种长远的文化政治的眼光。文化政治并非什么文化的政策，而是一种文化（文明）在长时段内的对政治因素的敏感，这里的政治绝不是每日政客表演的舞台，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深层的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生态系统是在如何修复历史在未来的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日本言说绝非是一种真理论述，而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论述。中国、日本以及世界的现实已经复杂到了超出既有理论体系的范畴，是应该站在更多样与变化的视角上来察看与阐释，我们才有可能看清我们此刻的位置及其困境。而中国与日本，应当是这样一个大型坐标系内的两个相邻的坐标与变量。

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有诗云：“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是辉煌的今天和将要到来的明天/其他 什么也没能留下/其他 什么也没能留下。”是的，一切关于过去的谈论与思考都是面向辉煌的今天和将要到来的明天的，应当会有那一天，“东亚”将不再缠绕，中日的彼此言说也将指向更为深邃的文明交流与人类的发展及福祉。也就是说，“东亚”其实是一条需要被超越的历史途径，只是这条道路还需要今天的规划与建造。

（原刊2009年6月《书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