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电视“副作用”——作为大众文化偶像的梁文道》

最近，关于梁文道有两件好玩的事情发生，一是刚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广东语文卷的作文题为“常识”，这让所有喜欢梁文道的人都开怀大笑，因为他今年一月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常识》。书卖得非常的好，有人戏谑说再版的时候可以在书的腰封上写明“曾命中09年高考作文题目”，当然，国内的高考更多时候是死规则而“非常识”的。

而另一件事情则只能让人苦笑和感到遗憾了，原定于6月9日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讲座——“网络时代下的公民社会”，由于国内每年六月份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取消了梁文道的演讲部分。在慢慢接近敏感日的时间里，梁文道在电视节目和报纸杂志上留下有关旧事的隐喻，而这些隐喻都是一言即明的，目的是为了坚持拷问事实和真相。

这就是进入大众视野中的梁文道其人：独立、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香港文化教父，同时又是活跃在电视荧幕上的文化偶像。

事实上，梁文道的《常识》成为今年来超级畅销的文化类书籍，恐怕就是因为文化偶像的光环所致。并不是说时评的内容写得不好，他提到“我用字很节制，我的字典是很有限的，我很节制自己用字的范围，尽量不用僻字、生字，我的表达也是尽量约束自己，越简洁、越可读越好”；另一方面，《常识》“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梁文道想要达到的是为公众提供另一种视角，或许是大家没有讨论到、忽略的，尽管不一定正确，却因为多一个观察事情的角度而会得到较为明晰的理解。而这到底是《常识》畅销的基础，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书本结集的是这几年梁文道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的时事评论，本应是极其容易过时的，“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的最大嘲讽”。然而《常识》大卖，似乎印证了一个让人悲哀的现实：那些不好的事情老是重复出现。只是说我一直“不怀好意”地猜想，梁文道在凤凰台“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等节目中积攒的人气是书本畅销的真正原因。

梁文道曾经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喜欢电视的人，这跟他早年接受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结果现在竟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开玩笑说这是以前“扭曲地挞伐流行文化”的报应。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继续留在电视这个媒体上呢，第一个原因非常现实并且有意义，“它赚钱不错，能养活我跟我全家”，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媒体效果更好，“我写作、教书、演讲、接受采访、做电视，都是在干同一件事，都是一个观念的交流，电视是在这所有东西中最有效果的”。显然，梁文道已从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理论中跳出，至少他没有像马尔库塞那样认为媒体即意识形态，是新极权主义对大众的控制，某程度上讲，梁文道明白电视媒体的威力，行动上却是反意识形态的。

对一个时代持有起码的批判态度，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梁文道在媒体上反意识形态的行为则与这一气质暗合。关键在于他的表现得到了电视机前很多观众的认可，先不论这如何让他的书畅销，重要的地方是电视塑造的文化偶像如何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让梁文道和于丹、易中天作比较，后两者像是从百家讲坛冒出来的“暴发户”，而梁文道在很早以前已颇负声名，只是说影响范围以香港文化圈为主而已。从凤凰台走进大陆观众视野后，他主张的独立、平等、民主、自由精神实际上更对国内大众的胃口，而影响力也逐渐从文化圈内发展到社会生活中。

问题是，消费这一文化偶像的副作用会是什么呢。

若再次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切入，梁文道感到焦虑的是电视可能带来的“赫胥黎预言”——不是娱乐化的，而是单向度、同一性的思想追求。而且电视“会让别人给你投射出一个过度美好的光环，为你构造一个整体的幻象”，陷入其中的不止是大众，还会是主持人本身。电视在这里会产生宗教的灵晕，譬如说媒体文化偶像会以为自己是启蒙者，以致以一个批评或教导的态度去灌输观点，而大众全盘接收，这样就失去了冷静客观的角度，并且也不能够达到观点交流的作用，整一个文化活动则是僵化的，甚至是重新落入意识形态的控制中。

这个副作用可被看为电视媒介的消极性表现，尽管电视在塑造大众文化偶像的过程功不可没，可是负面影响同样也是致命的。可能梁文道和他的读者努力做的就是避免这一恶劣情况的出现，他在媒体中倡导大家多看书，虽然说这无形中削减了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算是好事），同时强调多元，对文化不同的感受方式，还有类似本雅明对文本拒绝确定性的思考，这一系列的做法都避免了媒体中心主义的控制，其实也等于是对自身符号的一种解构。通过解构的方式，反而让梁文道本人的思想核心——人道的普世价值获得更好的内涵和更强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