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速度的前方》

本文作于08春运期间

……与我达成相互谅解关系的那些星系正跨越着十亿光年的界限，其转速之快，若让我的信息传到那里，需要很吃力地抓紧赶上它们的速度飞行……

------卡尔维诺《光年》

一、

“中国最年轻的新锐思想家最新作品”，“《生活》杂志联席出版人、《经济观察报》前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亚洲周刊》专栏作家，单向街图书馆创始人……”

我坐在这辆时速160km/h的动车组的车厢里，眼前是一本崭新的许之远的《中国纪事》。这本书放在前排座位后的支架上，书包装用醒目的字体标注着这本书的性质，并提醒着读者作者的身份。

之前在FT中文网上读过这位刚刚达到而立之年的专栏作家的文章。对于这本于这个改革开放30周年的年份之初刚刚出版的著作，有人人认为，许知远又要用许之远式的叙述来表达一种行为艺术，只是这次更加平静。

我深知，对于有中国情节和感触的人来说，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不易，尽管他们往往较一般人而言从不缺乏对此的激情。很难说体验式的认识是否全然脱离了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但从细节的描述的确是一种有效保存记忆的方式。至于此刻的我来说，第一体验性的描述显然是可能并且能够在春运的关口赶上回家的路，前提是当且仅当我乘上了这辆火车。

这并不复杂。事实上，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寒流雪灾在南中国上空肆虐。交通运输以及民生的各个领域出现了难于预料的紧张状况。我对此自然心有余悸，就在两年前，在武汉铁路局和陕西铁路局被拆分出曾经亚洲最重要的郑州铁路局之后，春运时数十个车次和数万人滞留郑州火车站的故事显然不能让人短期忘却。而这次似乎更加严重，尤其是对于并无防冰雪灾害经验的南方诸省而言，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很白很暴力”式的网络调侃不幸一语成谶。宿舍的湖南同学，我刚送他离开千里之外，另一位曾家湘军却在湘潭经历着他的偶像刘德华的歌词，“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列车从北京一路向南驶去，车厢前的显示器不断变换显示着以大地为参考系的列车速度。我翻开车上带的杂志，还是找不到我以前一致的疑惑：在名词概念上，和谐号是否等同于动车组。在过去的岁月里，火车一直是外出的国人最为倚赖的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火车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都作为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而六次提速，直到现在这辆跑的最快的动车组，已经将故乡小村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缩短为半天。从前的父辈那个年代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而这一带的年轻人不知道对火车的期待是否还具有曾经的幻想。

火车在铁轨上的行进，仿佛一个时代变换的缩影。塔科夫斯基认为，“电影，就是雕刻时光”。那么火车则是这句话很好的注脚。沿着铁轨望去，我们可以看到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中的新干线，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中穿越乡间的火车，以及杨德昌《一一》中台北的捷运。火车体现了时代的速度，在轨道上对时代气质进行着深刻的遣词造句。当年***访日时乘坐新干线被问及感受，老人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而如今呼啸而至的动车组，至少部分的实现了当年一代人的憧憬。

二、

在整个这节车厢里，乘客大多是买学生票的在京就读的大学生。因此列车员在检票时总是不断的要求乘客出示学生证。我因此想到了学校东门外在寒风中叫卖假证的人群。“不能刷卡的30块，能刷的50块”，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随行就市的向你通告着办理用来享受打折的假学生证的价格。

大学生作为这几天返乡的主力军，之于观察者真实的意义，是未来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或者是现有秩序的维继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扩招后迅速壮大的这组人群，转眼间接过了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的枪，在现实和网络的世界里，成了先被妖魔再妖魔别人的主力军。

牛仔裤、板鞋、韩式富士和日式发型，四处拿着相机自拍的剪刀手mm，张扬个性的设计理念却打造了流水线般的外型。雷同的造型让人联想起三十年前他们的父母，统一的绿军装、列宁服。而且相对他们父辈而言，的确更少的体现出地区性，在咨询以接近零成本的传播大潮中，时尚本身更多是一种规则性的接受而不是选择。而潮流的速度则以几何级数增长，在三年一代沟的模式下，90后迅速取代了80后，成了热议的对象，并初具强班夺权之势。

而作为青年人最为集中的场所：大学，从前几年就卷入了舆论的漩涡，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在过去的一年里，缘于最高学府的一场人事斗争，一位中年教授以湖南人的张狂直言不讳：学术界是权钱色三位一体的黄龙汤。更多的人对于无需争辩的的论题并不在意，现实的就业和生存压力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世致用的努力上去。一方面有人在宣称大学生不应成为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抱怨在大学中并不能学到有用的东西。薛涌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来论证并批判国内高等教育界的弊病。而事实上故事很简单，我们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这个科举思想盛行千年的国家里，鲜有人理解，当初中世纪一群年轻的僧侣集中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7位天使”时创造了大学的雏形。而在如今，任何学校无非是功名的工具和途径，或者是流水线和车间，并不存在对科学和人文诚挚的热爱和孩童般的天真。即便清华北大这样的留美预科班，基础学科整班整班出国的光鲜外表下，也难掩学术上的缺乏创新和思想的贫乏，以及这一切的源头：好奇心的缺失。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的高收费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投机需求或是炫耀性消费。

在改革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则首先向前回顾了改革之初的思想争论，以及回首文革的伤痕文学。前排的一个女生翻起杂志，有一页大概是介绍婚恋的时代演变，映入我眼帘的是这几个标题：“先结婚后恋爱”，“在组织的关照下结婚”。这些话刚刚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影片《牧马人》，她已经一翻而过。

三、

火车迅速的穿过一个个城市以及城市之间广袤的田野。华北平原上的城市与农村，首都与省会，都在经历着看似渐变实则巨变的过程。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化如此急剧。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各种实验教会的场所，物质的毁灭与创造，思想的喧嚣，都在这片曾经寂静的土地的展开。横向跨越了几个世界，纵向跨越了几个世纪，各种发展阶段并行不悖的存在在这土地上。农村的民宅墙上的标语和广告不仅有传统的红白喜事的鼓乐队或者是化肥饲料的广告，也有了办证或者网络的宣传，此外就是诸多有中国特色的标语。田野上上还是千百年来小农耕作的麦田，就在车厢里的孩子们则跟上了苹果最新型号的笔记本。当然在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整体的成熟，认为农民都打上手机了就是真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无力的假设。

变动的根本在于成长。在经历了80年代改革初期的彷徨和张望，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直到新世纪彻底卷入全球化的过程，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当年“敢教日月变新天的”的理想。虽然我们的心态却依然没有随着剧烈变动的时代而成熟起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波动的股票指数成为了百姓最热议的话题。新年初随着大雪灾的出现，曾经火暴许久的股市冷到谷底。构思中的年末GDP超过德国的幻想因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而未能实现。广东GDP超过台湾，标志着其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仅有韩国未被其超越，尽管这样的生产总值核算机制并不能能反映其在生态综合指标上的一路下滑以及巨大的省内地区差距。深圳成为内地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当然它未完全走出担心被人抛弃的阴影。上海依旧歌舞升平，在变平了的世界中继续展现着自身空洞的华丽。而北京则是一切为了奥运。一位作家认为，这座故都要比纽约城更新。天津依旧低调，滨海新区还在积蓄力量，不过京津城际铁路的完工将使其和北京之间仅有30分钟的距离。中西部的省份和城市依然在为取得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的政策优惠暗自发力。

当然我们也经历了重庆的钉子户，厦门的px项目无锡的太湖污染以及山西的煤窑悲剧。各种媒体上越来越多的论调告诉我们，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虽然每个人心知肚明并且都会抱怨，然而在面对接踵而至的不断打破记录的指标和光鲜亮丽物质繁荣时，虽然并不清楚这些成就的产权归属了谁，但眩晕的感觉在所难免。在各个城市，基础设施和摩天大楼都在张牙舞爪的展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繁荣。这种类似游戏《模拟城市》般的速度使得我们拥有了数量上的欣欣向荣。我们似乎在短期内迅速的拥有了以物质为基础的自信，每个人都可以畅谈起自己的城市并展望未来。早些年关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争论，犹如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一般，转眼间不再被人提起。哈，世界是平的，不是么。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论调出乎意料的被一致认同，激荡起前所未有的乐观。

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自卑。作为追赶着，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而更加迫切的希望按照西方主流话语的指示去行动。这种愿望的扩张伴随着一种缺乏自我肯定的焦虑，同时我们也拿不准自己对于主流标准的翻译。这并不妨碍一夜之间我们根据美国梦创造了中国的中产认证体系，都市白领有房有车成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豪华住宅区都标榜着巴黎左岸的生活，而周刊杂志都以做成中国的《纽约客》为目标。各个城市都变得有如麦当劳24小时店般的统一，一摸一样的地标性建筑与CBD出现在不同的城区。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按照现有的标准去一步步前进，每个人都在竭力适应游戏规则，尽管他们都不清楚是谁制定了这个规则。在急迫感产生的同时我们遭遇的审美疲劳，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自身的审美乐趣的麻木。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当我们和过去做比较时从来不缺进步的自信。人们不再困惑：我们的得到的真比失去的多么。至少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我们得到了选择的自由。这标志着社会福利的改进。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得到了华丽并不能忽视眼神的空洞。我们具有了选择的自由，仅仅是选择耐克还是阿迪达斯，选择Gucci还是LV的自由。

四、

岁末的一则八卦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央视主持人张斌的老婆胡紫薇，出现在CCTV5的新闻发布会上，并当众揭露其夫的第三者事迹。我倒不会因为校友的缘故去过多关注这位当年足球之夜才子的风流史，而张夫人面对媒体时痛诉家丑时旁征博引的论证却发人深思，她引用一位法国外交官的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更早一些的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封底醒目的标注了类似了狄更斯《双城记》经典话语的说法：“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或许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且向大国前进的道路绝非观赏《大国崛起》那样的纪录片般轻松。至少我们依旧在接受着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输出的主体。而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需要溯源到文化本身上。

从物质角度讲，现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心态的变化不仅被人忽视，而且难以捉摸。萨特认为，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经济和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人和经济人并没有继承传统的文化架构（早先已被割裂多次），但在3.0版的个人精神中深刻的嵌入了传统的国民性，比如林语堂的概括“忍耐性，散漫性及老滑性”。有人说周董的中国风是唱着唐诗宋词，而吐出的则是奶油面包的香气，那么这种变与不变的过程中是一种相反的格局。正如这一车厢的青年人，若干年后他们即将奔赴各个岗位，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民企，外企，创业等。当然相当的多数希望像所见所想的那样，穿着笔挺的西装出入于豪华的写字楼之间，并操着地道的伦敦音在不同的组织中纵横捭阖。不过在得体的正装表面下，交际但依然是按照中国的潜规则，以及中国人的城府和生存智慧。很多情况下，社会新人依旧离不开权利和财富的代际分配。譬如独生子女买房的首付，譬如找工作时的关系。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照搬与模仿是追赶路径的常态。然而同自身特色的结合导致每个都有的自己历程，然而中国的心态却是出奇的急切。因为缺乏对文化的传承，和个人国民性上的固守，造成了心态的失衡和扭曲。再加上消费主义文化的刺激，造就了无以复加的急功近利，最为显著的案例就是充斥着畅销榜单的成功学的书籍。当然，更大的欲望，更高的追求，也伴随着社会个体生存压力的不断上升。两者的因果关系难以界定，当然更可能的是互为因果。在这样的一种耦合机制下，个体人的心态更加的浮躁与不健康。不仅仅是有得必有失。相比并不遥远的曾经，人际交往的温情，朴素的关爱，自我的认知和相互的肯定等情感有些已经离我们远去。持续增长的经历，不仅仅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压力之上，从人文角度我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智的代价。

这种代价是不易被认清的，更难以估量。但却在社会心理的层地显著的存在。我们依旧缺乏对多元价值观的认同和个体幸福的肯定，甚至并不比过去做的更好。一个大流取代另一个大流，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对于少数派施加潜在精神暴力。社会人的心态并没有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谈不上平和。相互的攀比使得人们更加轻视内心世界自我的感受，也难以做到对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尊重。

五、

在中学物理课堂上我们被告知，速度是矢量，具有方向。当我们在为高增长速度而欣喜时，却忽略了任何可能的方向性的偏离。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颠倒了目的和手段是被冲昏头脑的得不偿失。我们路径演进的目标很简单但又一言难尽，就是是公民幸福感的增加。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来说，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虽然直接界定发展的标准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按照合理的方向进行调和。

中国持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将继续下去。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增长，一方面来自于***的放权让利，包括非货币化的资产货币化；另一方面是东亚勤劳和节约的文化理念的结果。而前者并不能无限提供，后者也在在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中遇到困境。而作为考量的要素，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抽取的文化以及心态的变化，很可能造就发展瓶颈抑或拐点。即便作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把其关于社会的论断按照物理学那样构建理论上的普适性，在实际操作中具体的文化背景依旧是不可忽略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94年，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批评当时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东亚国家实际上只是在模仿，缺乏本质的创新。当时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而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成就了索罗斯等金融巨鳄，克鲁格曼同样借此以国际经济学家的身份再次名声鹊起。而对于现在正创造着比当年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更辉煌业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人能做出准确预言呢。没人能够准确的揭示，但大家都肯定这可能会更加复杂。

伴随着我们经济、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构建文化和心态的过程似乎更加漫长。按照动车组的速度，从北京到武汉也只是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理想社会绝非像有些人人为的那样可以一朝一夕达到。最近的意大利电影《消逝的星星》试图揭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同时是否是去了什么东西，但看上去面对这个历史悠久而又充满青春期躁动的国度，导演贾尼.阿梅里奥或许并不比他的前辈，拍摄《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少多少困惑。在影片中的男主角，一位意大利炼钢工人的眼中，中国人的劣根性和他们善良美好的品质一样坚韧的存在。至少在我们可以望去的未来，它们是清晰的，不易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