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学真原逆潮正解十三年——《天学真原》新版序

作者：刘兵 来源：博览群书 整理日期：2007-7-19

十三年前，江晓原邀我为他的《天学真原》一书写一篇序。我在当时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到，他的这种做法按照当时（乃至现在）的标准来看，是很反常规的。因为人们往往邀请“名人”为自己的著作写序，而我当时只不过是大学里的一名普通讲师，只是曾与他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史专业的同学。作为同窗，我的方向更加“西 化”，是西方物理学史，兼及一些科学编史学（也即科学史理论），而他则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其实还有后来让他更加“市场化”的性文化史研究）。

此后，我们互相为对方不止一次写过书序，曾有朋友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彼此做序，相互吹捧”。对此，就像晓原兄在为《硬币与金字塔》一书所写的序文中所讲的那样，“我们都坦然笑而受之”。因为“从学术史上看，在学术活动中，要交流就会有理解，彼此作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学术的繁荣，想到大多数好书的命运，我们为增进理解而作序，就是序得其所”。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吧。

我们相识二十多年的时间中，我们两人在学术性的研究和普及性的工作中的“业务合作”逐渐增多起来，而且，无论是就学术的发展，工作方式、工作内容，还是就对于学术的理解，身边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么，就将与此书或许有所相关的一些事挑拣一些，发表一些议论，作为这篇序言吧。

晓原兄的看家研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虽然他最先出版的书是性文化史方面的，而且后来无论在天学史还是在性文化史方面，无论是普及性还是学术性的各种类型的书也都写了不少，但在天文学史方面，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恐怕还是这部十三年前写成的《天学真原》。这并不是说他写的其他书不重要或价值较小，而是由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的特殊性，以及一些机缘，才使得此书在他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甚至于，如果大胆一些讲，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

先说学术背景。长久以来，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几乎一直是以发掘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如何领先于他人而添砖加瓦。其实，这种研究的一个前提，是以今天我们已知并高度认可的近现代西方天文学为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其他文化中类似的成就，用我当时写的序言中的说法，也即是一种典型“辉格”式的科学史。

而晓原兄却在国内的研究中超前一步，更多地从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况着眼，放弃了以西方标准作为惟一的衡量尺度的做法，通过具体扎实的研究，以“天学”这种更宽泛的框架来看待那些被我们所关注的在中国古代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一反传统见解，从中国古人观天、释天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提出了正是为王权服务，要解决现实中的决策等问题，要“通天”，进行星占，这才是中国古代“天学”的“真原”。

所谓“天学”，也即关于天的理论。记得当时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当兼职编辑，在编发晓原兄一篇来自此书部分内容的稿件时，问及他如何将“天学”二字译成英文，他建议用“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正是这种对于出发点完全不同的新概念的利用，使得他避免了将西方近现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对“天”的认识、理解与研究等同。所以，他在书中明确地讲，他不是要把这本书写成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

当然，《天学真原》一书的内容还远不仅仅于此，还涉及到像历法问题和中国天学起源与域外天学之影响问题等。但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我以为，还是前面所讲的中国古代天学与星占之功能的问题。这一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天文研究之性质的认识，成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的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里我讲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当然中国学者因对其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而有天然的优势，而西方学者当时似乎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与晓原兄类似的提法。正因为如此，此书出版后，获得了不少的好评，国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至少对于大陆和港台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很大。例如，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洪万生教授，在淡江大学“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开设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他对《天学真原》的评价是：“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至少在天文学史领域，《天学真原》一书，是被国内十多年来发表的科学史和历史学论著引用最多的一种。

由于种种原因，在这里也还只好沿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一名称，但正是由于《天学真原》的出版，许多人对此领域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我说此书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在清华大学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的“科学史名著与案例研读”的课程中，此书也是书单中惟一一本由国内学者所写的著作。当然，类似的有关此书之影响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此书当年版本的责编之一俞晓群，也是一位数学史研究者，他在一篇有关自己记忆最深刻的三种书的回忆文章中，首先就提到了《天学真原》，说这本书所展示的“外史”研究的观点，对他后来的写作影响很大。

俞晓群在提到晓原兄的《天学真原》的同时——令我非常荣幸地——也提到了当年我写的序言，提到了我序言中所讲的关于“辉格”与“反辉格”的科学史理论，甚至提到了当时晓原兄请我这个不是名人的朋友为其作序这种“颇有个性”做法。当时晓原兄请我作序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我正好写完发表了有关科学史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文章，其中的理论观点与晓原兄的史学实践倾向正好不谋而合。

其实，我在当时那篇序言最初的文字中，还曾有“自认为与晓原兄相交不浅，深知其‘反潮流’之秉性”，所以才斗胆与其一起“唱唱反调”。不过，人毕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毕竟不可能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毕竟难以超越某些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而言存在的具体限制；出于谨慎，晓原兄在正式出版的书中，还是删去了原稿中“反潮流”几个字。不过我想，在十三年之后，在我们的学术环境和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今天，他应该不会再顾虑这样的说法了吧。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创新”（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并未给理解历史和现实带来什么“创新”的这个词），以及就真正有突破性的学术发展来说，对于学者，所需要的不正是那种“反潮流”的精神，以及基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并符合学术规范的“反潮流”的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