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全编3《胡适见宣统皇帝》

S按：历史记忆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比如如果不是十分清楚秦始皇和汉高祖之间也就只差三四岁的话，总是大概齐地将俩人视为两代人，至少隔着的是两个朝代。读《胡适日记》，看到胡适去见清皇帝一事，也有类似错觉，有常识在，并不感到特别的诧异。但想想清朝与民国，历史时间概念上的错觉，还是让人觉得好玩。的确是，往往人为的割裂影响我们的历史认知。于是，虽然那段叙事在当天的日记里，只是诸件事情之一，并不显眼，但我个人还是对胡适见宣统一事分外印象深刻。殊不知，这事没完，大概是在这件事情后，社会上有一些捕风捉影似的报道，胡适忍不住站出来追记了事件，说明了真相，将文字发表在了《努力周刊》第12期上，名为“宣统与胡适”，并将剪报收在了1922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而由此，我们也委实能体会到一个名人受“媒体八卦”所累的郁闷心情，何况那还是一个媒体水平远远逊于今天的时代。另外，文本上，胡适也有几处微微的调整，其中自也有妙处可以体味。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而，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副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拓本。此画极好，有一诗云：

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

心眼手如一，下笔自通神。

道光辛丑又三月，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

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粤讴》的大诗人；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1922年7月22日

宣统与胡适

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