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和这书没关系》

新时期小说流派及其特征

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是从伤痕文学开始，历经反思—改革，而从文学表层走向文化深层。寻根小说带来小说观念的新感悟，继而出现了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它们突破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超越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的限制，小说主题多样化。在借鉴西方文学流派的观念中又发展着小说创作。新写实主义小说更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方面，以再生态的描写，多视角、多层面、零度情感介入，不确定内含等表现手法，使小说的内蕴宽泛，作家不再直接地写自我感受，而是以文本让读者去作审美判断。

新时期的小说流派纷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手法的借鉴，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再认识，都使小说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得以加强。以下分类加以说明。

一、 伤痕小说：批判与启蒙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是以刘心武为代表的《班主任》开端，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极左路线的专制作揭露和批判，继承与发扬了“五· 四”优秀传统，启迪着人们对文学的功能的再认识。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识见，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于是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问世，而把伤痕文学推向高潮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它不仅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血缘情感的破碎而把现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而且以真正的悲剧意识冲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悲剧的藩篱。因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覆盖力，从而代表伤痕文学的另一类：直接批判悲剧年代的悲剧。

由于伤痕文学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摆脱了虚假、夸饰，转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的再现，作为一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起到一定的先锋作用，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尽管当时有些作品还很粗糙，艺术上不尽完善，但它以过去的“十年浩劫”作为批判对象，揭露它在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剖析这种种伤害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动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不屈斗争的真实再现，都使新时期的文学受到影响，这些都标明现实主义的复归。“批判与启蒙”是伤痕小说的特征，虽然它的局限体现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谴责、感情的冲动上，然而它以对真实性的追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伤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

二、 反思小说：思考与探索

1979年开始，反思小说集中涌现，标志着文学的现实主义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它不再满足于暴露与批判，而是由近至远，由表及里地追溯极左思潮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探究其原因，由于历史哲学的思考进入了文学的层面，所以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浓度和广度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反思”的视角多样化，“反思”的视线不断前移，一批更有思想、更有丰富阅历的作家：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实践，写出了一大批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以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探究与认识，带来了新时期文学发展新局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肯定说反思小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一种深化，是继伤痕小说浪潮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响更巨大、意义更深远的一种创作潮流。高晓声就是其间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笔下小说大多是反映家农村劳动人民层面的生活。他的《李顺大造屋》等揭示了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灾难，作品对农民的弱点作了反思，正是“李顺大”这样一些人弱点性格为极左路线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国民性”的弱点，是造成中国千百万个农民灾难的根源。作者的反思，是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达到，文学的真实有了内蕴深度。我们赞叹高晓声的同时，我们又似乎看到鲁迅笔下的小说风格，高晓声完成了中国第三代农民形象的再造，这也正是反思小说的累累硕果。

随着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不断更迭，反思小说一踏上反思的新岸，就以全新的理念关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的方面，还是小到个人琐事，甚至于“性生活”都引起人们新的深刻思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的论断。

三、 改革小说：呼唤与实践

与反思小说几乎同时崛起的改革文学则把注意力提向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四化”建设的现实。其发韧之作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后一大批有着个性特征的代表着各方面改革性质的改革小说问世。一系列改革者的典型形象被塑造，读者在获得很大的精神满足的同时又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改革的时代呼唤着改革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在文思中进行着改革，改革文学本身的实践性民说明改革是时代的开拓性。

改革小说所反映的是我国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反映的是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变运的变化，它既是现实改革浪潮波澜壮阔发展的审美反映，也是民族变革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新”与“旧”的交替中的痛苦与欢愉，崇高美与悲壮美的丰厚内涵，人生哲理的透视，不同阶层的千姿百态的人心世相，风俗习尚，伦理关系，道德观念都展示着改革文学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着开放的现实主义演进。

这个时期的小说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韧期，作者大都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化”的矛盾，记录着改革事业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主要体现在写城市经济领域及其工业改革之中，以蒋子龙小说为代表，社会价值层面的意义较大，但艺术上还略为不足。1982年以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放飞，使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此阶段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艰辛，透射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带给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尤其是伦理观、道德观的变化上。1982年以后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出现，改革小说便呈现一派迷人的新局面。过去的权力之争，方案之争都觅不见踪迹，改革时期使文学得到了突破性的飞跃发展，变革精神在题材上的拓宽以及从历史文化的内蕴上寻求参照，作家也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小说的表现方法，开放性的现实主义又使新时期的文学色彩绚烂。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唤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作家们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关注改革，以满腔的热忱用文学这一形式实践着“改革”，勇敢地走出一条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过程看，从伤痕小说到反思小说，再到改革小说，新时期文学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启蒙、历史反思、改革实践都说明，它们出色地承担了批判极左政治的任务，使主题内涵及书写空间较之从前更为扩大和丰富，现实主义得以复归和深化，但是由于它们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的，所以思想路线之争的叙事模式或隐或现地在叙事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审美的层次虽说是在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推进，但基本的主题还是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导一致，无论是理性、民主、人道的方面基本关切都颇为一致，因此艺术力的表现上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塑造单一化，缺少多层面的探究，好人坏人经纬分明，说明当时的小说其叙事目的主要是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四、 寻根小说：超越与重铸

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温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我，认识民族，重新建造新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显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1985年4月号《作家》发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由此揭开了寻根文学的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和到相当数量的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从寻文学的根到寻文化的根，终于形成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的浪潮，促成了新文学时期小说的第二次审美观的大变动。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的深处并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的寻根小说，它的产生不单单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和社会现实的需要，除却文化讨论为寻根小说提供了文学理论、创作原则外，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也为它的发展和确定起到推进作用——拉美文学的启文。拉美作家的创作经验与现代派小说结构为寻根小说的作者们所借用，“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能够“跨越文化断裂带”重铸民族文化的根。这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的文化追怀，而是一种渴望：用西方的观念，做中国的文化教育，再现中国文化的辉煌。正因如此，寻根文学通过向传统文化精神的回逆，探索着当代文化根基的重建，新时期文学的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王安忆这位女作家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写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韩少功的《爸爸爸》表达着时楚文化浪温主义精神的追慕，郑义的《老井》中回荡着晋文化的挣扎，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山林生活，阿城的《棋王》里古代人广精神的抽象移植，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人格化了的河流以及热血奔涌，渴望远行的命运承担者的意志指向……

这一时期，寻根小说题旨含意多重，力避明确和单向，情节淡化，因果链被打碎，不重完整和集中；或渗透着现代哲学的意味，或创造神话色彩，或突出荒诞品格，或虚拟复杂意象。它们一面试图超越前一时期文学集中在社会层面的局限，力图在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文化背景上来考察我们民族性格心理的“来踪”，一面则试图进入人的潜意识，非理性层次，表现个性的新萌动。如果从表层的叙事话语看，似乎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关系不大，但即使是对远古的追寻或是对当今某些困惑的情绪的描写，也仍然是现实人的跃动的思维的表达。

寻根小说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1984年前，早期的寻根小说力主寻文学的根；第二阶段是从韩少功发端而寻文化的根。其特点就是解剖民族文化，揭示深层的内蕴，从思想意向的表达上可分为三类：

A．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代表，沿着否定的方向来表现民族文化劣根性，这是寻根文学中的主干；

B．以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为代表，沿着肯定的方向，表现民族生命的活力，发现传统的美；

C．以郑万隆《异乡异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阿城的《遍地风流》等为代表的偏重于表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超脱的内在的自由性，对自由境界追求的精神。

但是，寻根小说在思想倾向上淡化了二元价值的判断，在抒情性的描写中偏重于古老文化的魅力和原始野性，过分地强调了自由文化的精神，因而在强大的否定性的权威批判的话语之下，很难进入文化寻根的主流，同时也制约了寻根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加之此流派的小说创作者内力的不足以及缺乏自信心，更因为寻根小说致力于批判而不善于构造，所以它怀着的重铸的目地总不能得以实现，于是这类小说也就被先锋小说所取而代之了。然而寻根小说写作的艺术性，深邃的历史文化观照和整体象征艺术的思维方式，对泥滞于社会写实层面的突破与超越，吸纳现代主义的创作表现方法，展示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这些对多元化小说的局面的开启有其现实的意义。

五．先锋小说：借鉴与颠覆

先锋小说是在寻根小说由高潮走向低谷时出现的一种文学形态，这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而产生的新文学思潮，主要活动期于1986—1989年间。

现代主义认为文学不是再现生活，摹仿生活，而是自我表现，用艺术想象创造客观，再现客观从而表现主体，即作者不再通过在文本中注入自己的价值评判与精神情感来建立其它体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的信条，带着不确定性构方式，加之怀疑与否定的内在性的流动，由此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原则，先锋小说形成了一种从自我存在出发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文学思潮。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认同个人选择的无意义，而又把这个人生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转化为荒诞的随心所欲的追求。他采用“黑色幽默”的写作方法：即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具有着反英雄的人物，不再是通过典型的塑造来反映现实，而是用各种奇异的意象来表现作者的意态：怀疑与否定现实，但又有一定的追求，反常态的叙述结构，无完整的故事情节。正是这种“闹剧式”的形式表现了作品对人生的挑战。

作为后现代派先锋小说代表的马原以《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把读者带到“马原式的叙述”中，而“局部逻辑全体不逻辑”的后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进一个不可确定的真实性或可能真实性的叙事圈套，并割断和封闭了叙事的真实性发展，叙述成了目的。这种“叙事游戏”中包含着对语言和叙事关系的重新审视，具有探索意义。

其它诸如格非的《迷舟》、北村的《者说》、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迷》等先锋小说也都在艺术形式上有了借鉴与模仿，在“意义装置”被消解后，叙述的不确定指向变成了纯技巧的操作，非中心化取消了传统小说的建构模式，对现实主义的颠覆成了先锋小说的特征。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式向中国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挑战。张扬个性，强调冷叙述的艺术方式，叙事文体价值立场被消解，文本中心被陷循，只剩下文本的存在的这种先锋小说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与理解的艰涩。

其实这种“先锋小说”被称为“实验小说”更恰当。中国新时期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巨大精神焦虑，摆脱影响，寻求创新，怀疑——否定——批判——建构，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潮流更迭现象的内在动力，而就80年代后期看，本世纪小说潮流（指西方）都在中国操练过，唯有法国的新小说以及拉美的后现代派小说未曾有过表现，因此20世纪中国新时期文学以借鉴与惊羡，怀着颠覆自我的勇气，导引了“实验小说”的诞生，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艺术理念观上有突破性的超越，给作品带来了不可多得阅读方法，但也正是这种后现代小说的提前模仿以及那种激进的叙事实验操作，加之对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对时代大潮的疏远，都使之与处于喧腾复杂的实际生活进展中的人生有某种游离感，难以满足读者观照生活、观照自身的审美要求，从而在中国丧失了普遍的读者基础，“实验”也由此终结，先锋小说退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六．新写实小说：回归与创新

“新写实小说”发端于80年代中期，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其创作方法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它减褪了过去传统的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强烈的历史的意识，深刻的哲学意识，追求一种更为丰富的博大的文学境界，作者情感冷静而自信，零度介入，阅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作家——文本——读者共同展示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作用。

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上看新写实小说仍应划归于现实主义的大范畴，然而已具有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其代表作家刘恒的《***粮食》、刘震云的《塔铺》、池莉的《烦恼的人生》、方方的《风景》等到既真切地展示一个个生活画面，又立足于呈现一种文化心态的积淀：既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和生命的体验冲动，又不乏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探索。

其实它早已悄悄地接受了先锋小说的理念并且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地带寻找创作的新途径。应该说这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态。它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情节链，但摒弃了首尾完整的故事模式和情节的戏剧化、因果化，形成扩散性的结构，把对客观事实的叙述纳入自然客观的写实语境中。由于这种小说中那些不规则、无序排列的故事可以还原，困而比先锋小说更具可读性。它们把辽远的艺术目光拉回来，使染有贵族气的先锋小说让位于对平民生活的关注，采用“局外人”的叙述方式，不再激情涌越作价值判断，冷静超脱地写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朴、以丰盈的生命血色，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作目的，展示原色魅力，直逼民族生存状态，并把对原生态的审断权让给读者。

贾平凹的《废都》以新写实对生活展开价值的追求，揭示人性本质的意义、人***望的回归。作品从文学表层深入文化深层，现实开始弱化，传统的得以强化，深度的现实主义内蕴让人们重新咀嚼，重新认识自我。刘恒的《伏羲伏羲》以新写实的诗化书写不仅软化了现实，而且消解了历史，表现作家对人生深刻体验又带有历史宿命的感悟。王蒙《春之声》再现了一个历经沧桑仍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心灵面貌，作者尝试用“意识流”手法表现现实主义的内容，为新写实小说增加着品种类别。此外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新写实小说苑囿的一朵奇葩。这部发掘和构筑民族灵魂的著作，以白鹿原为特定的时空，尝试着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放大镜到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加以表现，塑造了一系列颇具有认识意义各审美价值并代表一定文化人格的人物形象，如“白嘉轩”、“来先生”、“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人物，其意蕴在于力图正面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这种文化精神所培植的文化品质，进而探究民族的历史文化命运。在人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文学审美观发生着变化的时代，作者站在时代、民族、文化的思想高度来审视历史，以民族心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为背景来结构全书，发挥作家主体创作意识，将纪实与写意、严肃与荒诞、魔幻与神秘融合，形成新写实小说中的新历史小说之巨作，实在是难能可贵。它保留着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原则，用民间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对传统的历史观作了颠覆，扯下罩在历史本身被遮蔽甚至被扭曲的表象，以不带主流意识的原生态描写，让“现在与过去对话”，其审美特质如美酒甘醇，令人品味不已。由于追求原生态的描写，现实主义的外延不断扩大，因而跨界域的新写实小说不断涌现，甚至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以虚构的非现实的写作，神秘与魔幻相交，表达了佛教的“果报”的观念。小说一方面表现域高原神奇莫测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方面也以作家的主观意识对民族文化心理乃至文化价值作现代审视与评价。

当新写实小说从社会的边缘的平面性的描写转向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世心态和凡人生活时，人们欣喜地发现现实主义的两个创作原则又一次被人们再认识，当然也不完全等同于旧的传统，它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形态给新时期小说创作带来新生力。我们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1996年-）》与李佩莆的《学习微笑》中看到“分享”变革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