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from Fear《神话背后的忧思》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牛市”或者“经济回暖”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

迄今为止，各国***普遍采取的是凯恩斯式的***扩大支出的办法刺激经济，流动性正在全球泛滥，我们究竟会用多久的时间走出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快地走出？像罗斯福新政（New Deal）那样，通过***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真是良药吗？

历史的类比让人心存希望。然而走入历史的深处，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大众很少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第一任总统期间（1933年-1937年），经济产出在1937年一度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出人意料的是1938年开始，美国经济又开始了新的、更深的衰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在我的研究中，这是唯一一例一次深度衰退紧接着一次。”

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1937年之前经济产出的增加是因为存货的大量增加：企业家们担心工资和物价上涨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加紧生产的速度，一旦这种担心消退，私人投资立刻衰退，人们才发现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建立在幻觉之上”。

罗斯福疑惑说，商人们究竟担心什么，他不是发誓要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感”吗？总统夫人说，因为商人们都怕你，不知道你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你们”指的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伙伴们。他们大多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其余的来自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他们相信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是1929年大萧条开始的主要原因，而由***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是出路。这是一群充满希望，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其中的Stuart Chase在他的《一种新政策》（A New Deal ）一书中说：在一个***主导的经济中，“除了创造新天新地的激情之外，不需要更多的激励”。他发问说：“为什么让苏联独享重塑世界的快乐呢？”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已经罗列了随后这些知识分子们采取的各样举措，然而教科书里没有说到的是，这些举措有可能延长了大萧条。Jim Powell在他的《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中数算了很多新政的错误。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依然有很多学术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激情的新政者改造社会的举措，破坏了市场价格信号，伤害了个体（包括企业）的经济自由，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比如最低工资制度使得企业主成本上升，减少雇工人数，因此罗斯福始终没有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罗斯福为了实施凯恩斯式的***扩大支出政策，大量推出***工程，***开支增加的结果是大量征税，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结果是大量***开支挤出了私人投资。

有意思的是，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凯恩斯公开写信称赞罗斯福的新政，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凯恩斯私下写信给他，提醒说，新政在***大量举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凯恩斯说，商人们和政治家不同，认为商人比政治家不道德是“错误的”，如果让商人们在一种恐慌的环境下生存，市场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罗斯福需要平衡***投入和私人投资的平衡。

罗斯福新政的3728项法令中，也有一些存留至今。在David Kennedy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书中，作者认为罗斯福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就是设立美国证监会。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曾经是个贪婪的投资商人。他在1920年代曾经写信给他的合伙人说：“现在在市场上很好挣钱，我们得在他们通过法令（监管）市场之前干一票”。然而，这个道德不那么高尚的商人却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把美国证监会变成国会眼中“***最强的委员会”。肯尼迪的主要工作是改变了华尔街和***中某些人垄断市场信息的行为，让上市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定期披露信息，使得原来为少部分人垄断牟利的市场信息，为全体投资者共享。这一成功也诠释了***应当扮演的恰当角色。

罗斯福新政只是一段历史，而不是神话。这段历史还有很多不同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不是神，它绝不是全知全能的，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在于亿万个体的分散决策，这些未必有高尚情怀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分散决策，结果远远胜过于某几个人的谋划；***更不可能是全然公义的，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种利益诉求往往是政治性的，与企业家和市场绝不一样，因此它的经济效率是无法保证的。

这段历史对于雄心勃勃的***实在是件尴尬的事情。新政者们的错误在于用***管理经济的理想状态和市场经济的最糟糕状态相比较，但事实是***刺激对于大萧条未必是灵丹妙药，甚至曾经引来了第二次衰退；建设“新天新地”的努力带来的却可能是又一场灾难。

当中国面对这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政策都是当年新政者们采纳过的：农产品价格保护；设定最低工资；大量基础建设工程；地方***出钱配套中央项目……此外很少有什么新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最近火热又充斥着庄家交易的股市中，我们的约瑟夫·肯尼迪依然缺失，甚至1940年《哈佛商业评论》“中小公司缺少信贷支持”的呼声也和今天相仿。

如果人们指望中国经济真的能以目前的状况走出危机，这无疑是对历史和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的无视。1955年的《财富》杂志把大萧条持续那么长时间归结为“那个时代对经济学的无知”。今天，面对危机如果我们再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对真理的敬畏。30年前，我们找到了真理，开始了改革。30年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怎么又开始健忘和悖逆了呢？

为《南方窗》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