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声《转：梦见舒伯特的狗》

梦见舒伯特的狗

黄昱宁

“他的手指在睡梦中轻轻抽搐，几乎叫人觉察不出，就像是一只梦见了舒伯特的狗。”

《美声》写到第271页时，结局已近在咫尺。风暴前的宁静夜，书中这个次要角色的睡态描写简直就是作者典型风格的缩微形式：轻灵，幽默，精准的比喻，甜美而异样的氛围铺陈。此时，同样酣睡在南美某小国副总统官邸里的地板上的，还有五十六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四个半月前，在一起世界级政治绑架事件中，这些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男女被高度戏剧性地囚禁在这里，看不到生的希望，也不知道死亡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一百多天耗下来，不管是来自丛林的无***“暴民”，还是各色达官政要，早已对危险麻木不仁。当时间感全然失真，当对峙被悄然瓦解成一种类似于诺亚方舟或者伊甸园里的融洽气氛，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他们都能在梦中，将自己松弛成一条狗。

而“狗”之所以能“梦见舒伯特”，是因为这封闭空间里始终回荡着魔力不亚于塞壬的歌声。事实上，《美声》的灵感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生在秘鲁的一起真实绑架案，但是，小说的作者安•帕契特认为：“显然新闻里缺少一个兴奋点”。小说里，歌剧天后罗克珊的声音从开篇起就被赋予神性，被不惜笔墨地渲染，也成为促使几乎所有关键情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比方说，绑架案的契机是一场盛大派对，而派对的主要目的是忽悠日本富商细川成为这个小国的大投资商，而吸引细川到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崇拜的罗克珊是当晚的驻唱嘉宾。这个多少有点滑稽的逻辑链不仅是小说故事的前提，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调：剧场空间，游戏效果。或许正是因为这一鲜明的特点，当大导演贝托鲁奇宣布要将《美声》改编成电影时，帕契特的直觉反应不是欢呼，而是多少有点疑虑地说：“哦……改成电影很难，我没法想象……我倒更愿意它变成一场歌剧。”

“剧场”和“游戏”在小说里无处不在。绑架夜，本该到场的总统先生因为不想错过最心爱的肥皂剧的大结局而临时翘班，而这套肥皂剧后来又成了绑架分子进驻官邸之后最热衷的娱乐项目；歌剧天后生命不息，练声不止，而她那得了糖尿病的伴奏师偏偏又因为胰岛素断供而成为绑架案第一个丧命的人质，于是，剩下的人质里展开了一场钢琴伴奏的迷你海选，胜出的是细川的助手，平时埋在数字堆里的加藤；而另一个被充分激发了艺术潜能的，居然是恐怖分子里的一员童兵，他坐在树上哼唱偷学的歌剧选段，让罗克珊激动得非要收下这个天才徒弟……困扰着全人类的所有矛盾——战争，贫富悬殊，扼杀生命力的婚姻围城与工作困局——在这里一律迎刃而解，用乌托邦的方式。那些连手表都没见过的贫民窟的孩子开始学会与人质分享知识、艺术、各国美食（他们的特殊乐趣之一，便是给房子外的人开送货清单，其中包括橙子口味巧克力、装在黑色小盒子里的眼霜和奥芬巴赫的乐谱），以及爱情。当然有爱情——在梦之船上，男人和女人甚至懒得去突破守卫早已松懈的防线，他们只是“缓缓在地上翻滚，反抗着地心引力，享受那种初次让肌肤触着肌肤的奢侈。”

怪不得有人要把《美声》看成是《蝇王》变奏成的“《蝶王》”。同样是将人群置身于极端的幽闭环境中，《蝇王》是调动了所有的恶，《美声》则从人物身上萃取、提纯了全部的善，观察这些善能拼出怎样的可能性来。在纯文学领域，后者的做法不但罕见，而且不容易讨“高眉”的巧，因此2001年度的福克纳奖和橘子奖乃至美国图书奖的提名都集中在这部小说上，确实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怎样才能让这个“向善”的文学试验最终不呈现媚俗而甜腻的面貌，不仅仅取悦《读者文摘》的读者？帕契特没有选择用艰深的技术去突破——某种程度上《美声》简直是反技术的——她只是用最自然最好懂的象征和隐喻，更多的则是以幽默消解煽情，仿佛总有一张女性的温柔笑脸衬在舞台最后方的幕布上，委婉地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给你一点“游戏即将收场”的提示。

怎样收场？当年发生在秘鲁的真实事件同样拖足了四个月，以***大获全胜、恐怖分子最终被全部被击毙告终——想必这个事件也是后来的本拉登们从中吸取了重大教训的“反面教材”。你很难说这样的“真实”和《美声》的“虚构”，到底哪个更像小说。我可以交代的是，新闻的惨烈里看不见浪漫，小说的浪漫里却渗透着惨烈。安•帕契特的处理离“真相”既不遥远也不切近，她让结局变得一唱三叹——游戏在你以为还会延续时戛然而止，梦想在你以为要彻底幻灭时，却又残留下了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