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决策论辨-政策论辨的价值探寻《纷纷扰扰三峡梦》

图书馆里偶然碰到的一本书而已，我却毫不犹豫地把它取了下来。

关于故乡，真的很奇妙。

我货真价实是一个被长江水哺育大的人，十几年下来也未必觉得这条母亲河和苏轼词中的境界有几多相合。直到背井离乡，负笈京都，在这个空气干涩得发紧的城市里一天天加深着那种被抽空的感觉，我恍然明白了“母亲河”“哺育”“滋润”这些词语背后的一脉深情与润泽。

所以，如今在各类书丛中，一见到长江、三峡、重庆之类的字眼，总是下意识留一个心眼。忍不住捧起书来翻看几页，觉着好就忍不住再翻开几页。

这本书就这么被我捧在了手中。

随便翻开一页就读起来了。里面竟然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那位“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李锐的身影，就当我是猎奇吧，加上作者文笔还成，一不小心就把书翻到了底。

承认读得马虎，所以大致说几个还很模糊的感触吧。

修与不修，是横亘在三峡上空半个世纪的阴云了。

孙中山的说法空洞得大可忽略不计，当初20万里铁路之说和这三峡构想都不过这尊“孙大炮”放出来的空弹头而已。倒是后来筑坝一事尘埃落定之后，报纸上喋喋不休“这个计划从孙中山先生时代就有所构想。。。。。。”

拖死人垫背，何乐而不为？

主席“高峡出平湖”一句，不得不承认，格局恢宏、盛期凌人。从此以后，三峡的规划才真正步入正轨。这个时候，这本书的论题所在就一步步显现出来了。主席都赋诗一句了，能把这浪漫诗篇给做实了，必是黄马褂伺候，附议之徒当然不愁少；但这个时候在水利部工作的李锐就已经提出反面意见了。周总理也两相咨询，但高层的态度已然十分明确，正方的文章直接上了全国报纸，反方则限于学术圈内部流传。当然限于当时国际国内局势，三峡还是最后搁浅。

那么，这种搁浅必然意味着有朝一日但凡时机成熟，它还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果然，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国力既盛，三峡注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尤其随着经济发展，能源、交通各方诉求明显上升，一个三峡所要扮演的就不仅仅只是个政治标杆了，各个利益群体必然在背后暗暗推波助澜。当然，我所说的利益集团只是个中性概念，莫做狭隘观。

这个时候，辩上一辩，概莫能免。

这场辩论究其本身来说还是很充分的。在当时中国尤其很不容易。从治水到泥沙、从生态到移民，各个问题事无巨细都不能不面对对方细致而锐利的攻讦。但我明显感到了两派各自占据资源的不均。正方动辄人民日报之类最高级别，使用的是报纸这种迅速的传媒（当时似乎没有internet这一概念吧？），反方则是借力于NGO团体出版书籍，甚至靠为黄万里先生出文集来表达观点。他们在报纸媒介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有话语权的也限于黄万里、李锐这种不太压得住、也不怕压的老人家。一场众人瞩目的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胜负。

这就仿佛高考的命题作文一样，再花哨多少余秋雨一般的句子，也只是为了“欲扬先抑”或者反过来“欲抑先扬”罢了。这场论战再公平，也是为了显得公平罢了。

再说个事吧。李锐爆料说，当时请来各路专家进行可行性评估都是单项评估。泥沙专家专管泥沙会否沉积、建筑专家只问筑坝如何可能，凡此种种。但最后的公示里却表示多少多少专家一致认同修筑三峡大坝！！！更讽刺的是，这方专家的建议是“蓄清排浑”，那一路专家的要求却是“蓄浑排清”。真等诺大的坝衡架南北了，我们听哪路专家的啊？

坦率一点，这一场辩论是为它的结论谋求正当性、合法性。辩固然是要辩的，但它只是手段，所谓“得鱼而忘筌”，中国传统哲学真是化用得炉火纯青。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很想说，中国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国度。西方那种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包括作者反思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发的那场举国辩论，它也更多地被视为一场为改革运动开路的先锋。

辩论的内核在于对他人的尊重，对异见的倾听，对一个绝对争取标准真理的怀疑以及对自身智力与理性的充分自信。这些才是人们在辩论背后所应该具有形而上的气质，正如前人所说“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但从我的体会来说，这些气质在中国人身上还是不免欠缺。

辩论，更像是一场“引蛇出洞”的伎俩。尤其还不要打草惊蛇，然后打头三寸，一击毙命。

最后，我还是天真地希望一下，在以后的中国，少一些伎俩，多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