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年代《“大事件”前的“小故事”》

罗豫/文

生在这个靠视觉冲击来达到说服力的时代，人们对二战中一车皮一车皮将活生生的人运向死亡的景象已不陌生。奥斯维辛、卡廷森林、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几乎不读什么历史书的当代市民，周末的下午拉上窗帘，打开高保真家庭影院，安放好沙发上的靠垫，翻出一张碟片，按下遥控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获得一种类似于看恐怖片的紧张和揪心。与其说这是在回顾历史，毋宁说是在满足人对隐秘而恐怖的罪恶天生的好奇心。深谙此道的电影人和畅销书炮制者，都不会错过能把这些元素加入作品的机会。

二战后，德国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树立起了反思与道歉的形象，同时犹太人因自己苦大仇深的过去成为同情的对象。或许是厌倦了对德国纳粹屠犹暴行的反复渲染，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在这本以二战前夕一个犹太家庭为主角的小说《奇迹年代》中，主动避开了那些耸人听闻却又耳熟能详的大场面和大事件，用一种忧伤细腻甚至常常流淌着诗意的笔触，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巨大社会动荡出现之前，一个犹太家庭的不安、骚动和悄悄没落。

在“大事件”发生之前很久，“恶灵”已经悄悄渗透了男孩布鲁诺一家优裕闲适的生活：亲戚因犹太身份丢了工作，旅行时火车意外停下让犹太人下车登记，年轻而有才华的姨妈莫名其妙患了精神病……布鲁诺的父母对犹太人身份并没有多少认同。身为作家的父亲一再强调犹太身份对自己毫无意义，猛烈抨击犹太小资产阶级，尤其对犹太人的“厚颜***”极其反感：“就知道财富，就知道金钱。对于文学和音乐一窍不通。把满足生存的本能看得至高无上。”布鲁诺的母亲贤良能干、热衷慈善，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周围人日渐敌意的目光。父亲终因犹太身份受到攻击，无力面对现实，离弃母子二人，投奔了一位男爵夫人。母亲去找犹太拉比希望重拾犹太身份却遭拒绝，不久又因拉比的出卖被骗至犹太会堂、送往集中营。

从这里到成年的布鲁诺从耶路撒冷回到故乡之间的日子，阿佩菲尔德只用一句话带过：“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结束”。回到自己曾被歧视、驱逐的地方，可不是愉快温馨的故地重游或者忧伤甜蜜的怀旧。老街道、老房子、老街坊，那些物是人非与人是物非，那些忠诚与背叛，那些幸存和死亡，那些真诚忏悔和死不改悔……布鲁诺的返乡之旅，展示了的是这样一个空间：无论是缅怀往事还是享有和平的现实，犹太人都还远不能获得平静。“你是从哪儿来的？”——“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这个地名一出现，就再次提醒着人们，犹太人对往事的缅怀远未结束，距离和平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奇迹年代》以一种不安开头，又以另一种不安结尾——故事还远未结束。

阿佩菲尔德笔下布鲁诺返乡的这一幕，也许恰到好处地回应了洛维特在1940年1月14日写于日本仙台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后记中的预言：“即便有人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得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填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痕。”（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版，P165）事实上，洛维特早已洞察了布鲁诺父亲这样一批德奥籍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境遇：“在德国时，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我之所以既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前者与后者在德国被区分开来的结果。”至于原因，我们已然得悉，那些“在1933年以前，自认没有政治兴趣也不涉政治地过日子的人，……在那由知识阶层所催发的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崩溃解体里，自己也参与其中”，“市民阶层在遭到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掠夺之后，毁于一种看似没有出路可寻的自我毁灭”。（同前书，P5）

从视角上看，比起《奇迹年代》中的小说虚构和洛维特的私人回忆（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历史电影和纪录片还原的历史往往是最不真实的历史：除了上帝，没人能够头一时刻在柏林亲睹纳粹高层的政治决策，下一刻看着坦克履带嚓嚓轧过列宁格勒郊外的雪地，再下一刻听着赤身裸体的犹太人在毒气室里尖叫，同时屏幕下方打出一个个末尾有好多零的数字。关于历史的全景式再现气势恢宏却也常常让人无法消受。阿佩菲尔德所塑造的历史似乎更易让人亲近：像男孩布鲁诺那样，埋头纠缠于无解的代数习题，听见父母在争吵，隐隐感觉到，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大多数人并不是历史长河里兴风作浪的角色，而只是坐在自己的小舟中，默默承受变幻难料的惊涛骇浪。普通人往往要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抓到一些线索，了解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种日常的、心理现实主义的历史复原，或许能给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带来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