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古代金属鼓铜鼓研究的划时代巨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蒋廷瑜：铜鼓研究的划时代巨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铜鼓研究的划时代巨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奥]弗朗茨•黑格尔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石钟健、黎广秀、杨才秀 译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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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上下贯穿2600多年，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除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分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无异于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意义。

中国保存的铜鼓数最多，记录铜鼓的历史文献也最丰富。但是，最先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铜鼓的却是远隔重洋的欧洲学者。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向东的扩展，铜鼓这种珍贵文物源源不断地西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一股研究铜鼓的热潮，当时最有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奥地利的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

黑格尔是奥地利维也纳帝国和皇家博物馆人类学和民族学部的负责人。据他自己说，他接触铜鼓是很偶然的。1880年，一个名叫埃克赛伦茨•汉斯(Excelleng Hans)的威尔切克伯爵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董商手里买到一面大铜鼓，1883年送到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展出。黑格尔在这里首次见到铜鼓。当时欧洲学者还不认识这种器物，对它的来历一无所知。但是，由于它形体巨大、造型奇特、纹饰瑰丽，立即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对其来历和用途做出种种猜测。虽然议论纷纭，却总不得要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些奥秘被一个名叫安东•巴耶尔(Anton Payer)的奥地利人点破。此人曾长期在暹罗(今泰国)王宫供职，他看到，每当国王上朝的时候，人们就轻轻地敲击它。同时，美丽泉宫国家动物园总监克劳斯先生也说在曼谷看到过这种铜器使用的情况。这件事使黑格尔十分震惊。他于1885年8月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参观国际博览会，又在中国展室看到一面铜鼓。这面铜鼓被当作容器倒放着，鼓面朝下，鼓面上的青蛙塑像被嵌置在木座里。显然古董商本人也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黑格尔协助威尔切克伯爵买下了这面铜鼓，携回维也纳。

与此同时，德国德累斯顿枢密官迈尔(A. B. Meyer)博士也在留意铜鼓，于1884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东印度群岛的古代遗物》一书，将巴达维亚铜鼓图片和留存于欧洲的铜鼓一起发表。这一著作引起了欧洲学者们的注意，为后来兴起的铜鼓研究热开了先河。黑格尔也由此得到启发，觉得对这种古物很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于是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广肆搜求，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为奥地利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购到22面铜鼓；通过调查证明，当时铜鼓已流传到世界各地，在柏林、巴黎、伦敦、基辅、斯德哥尔摩、罗马、纽约、加尔各答、河内、巴达维亚等大城市的博物馆里都有收藏。而当时更多的铜鼓是在中国私人收藏家和古董商手中，或由庙宇和寺院所珍藏。他四出写信联络，通过各方友人的帮助，搜集到大量的铜鼓照片、拓片及其有关资料；还依靠著名汉学家F•夏德(Friedrich Hirth)的帮助，研究了许多中国文献，其中包括著录了铜鼓图像的《西清古鉴》。

1898年，迈尔和他的助手夫瓦(W．Foy)合著的《东南亚的青铜鼓》一书在德累斯顿问世。嗣后F•夏德与荷兰汉学家狄葛乐(De Groot)就铜鼓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狄葛乐发表《东印度群岛及东南亚大陆铜鼓考》(1901年)，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对铜鼓来源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看法，纠正了F•夏德认为铜鼓是马援或诸葛亮所创的意见，第一次论证铜鼓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作品，而且认识到铜鼓是权力的象征。

黑格尔不断吸收当时各地学者陆续公布的新材料、新观点，于20世纪初完成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的写作，1902年在莱比锡用德文出版，震动了学术界。此书分上下两册，大八开，上册是文字部分，共8章，245页；下册是图集，45帧，其中8帧是铜鼓照片，其余是鼓耳细部、塑像和各种纹饰比较图或展开图。书中对铜鼓花纹图案的探讨，堪称一本完美的汇编。但他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献给装饰艺术的研究”。他把无意义的花纹追溯到具体的原始形式，清除了几何花纹是原始民族独立发明的概念。他明确地把铜鼓的来源和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部落相联系，否认了马援和诸葛亮创造铜鼓的说法。

黑格尔此书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研究铜鼓的集大成，被誉为铜鼓研究划时代的巨著，对铜鼓研究的影响很大。此后一个世纪以来，许多研究铜鼓的学者都遵循他的观点，并用新的发现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它的内容和阐发他的观点。从那以后，他的分类法已由法国和日本学者根据新的发现所采用和证实。1903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一书的第8章(“铜鼓”)中，对黑格尔这本著作作了详细介绍，发出“此书苟存，余书大可不要”的感叹。由于鸟居龙藏的介绍，此书在中国也出了名。1936年，上海博物馆郑师许著《铜鼓考略》一书，又转引了鸟居龙藏这段介绍。黑格尔关于铜鼓分类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流行开来。可惜，这样一部研究铜鼓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则很少流传。据说20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进一部，只有极个别学者得以研读；后于1949年被携往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再也没有机会读到此书。绝大多数研究铜鼓的中国学者只是从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和郑师许的《铜鼓考略》两书中知道其中大概。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决心重新引进此书，由理事长石钟健教授出面，托人从美国将此书复印回国，并到处找人翻译。这是一个世纪之前的德文书，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前后历时十个寒暑，到1991年才完成。但因经费筹措无着，译本未能面世，一拖又是十余年。直至今年，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慷慨相助，才得以正式出版，终于圆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一代学人的梦。相信每一位关心铜鼓研究和希望了解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的人，当拿到这部向往已久的名著中译本时，都会爱不释手。时间已过去了一个世纪，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使有关铜鼓的新材料不断涌现，其中一些出于古代墓葬中的铜鼓，有科学发掘记录，有大量的共存物可参证，使铜鼓的分类、分期和断代更为准确。在对铜鼓的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回顾黑格尔在研究铜鼓方面的开创之功仍然发人奋进。

首先，我们十分赞赏黑格尔的求实精神。他很注意铜鼓实体的观察。对能亲手触摸到的铜鼓必反复摩挲，详细记录；对新获的铜鼓资料，哪怕是一帧照片、一张拓片，都反复推敲。有时不厌其烦地向相关人写信求教。他发现在迈尔使用的材料中，对鼓的描述缺少可供精确评价其纹饰的绝对必要的说明。他认为这是没有经过作者亲自观察而获得的材料，只是复制了某些现成的照片，或者重复了别人的一些说明。他推测，做这件工作的人完全是生手，几乎无法提供完好的草图和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明。因此他怀疑迈尔是否亲眼见过和亲自研究过这些金属鼓，说不定他只是转录了别人的某些说明，要不他这些说明是别人代写的。他还抱怨迈尔的作品中有许多鼓没有相应的绘图。有的虽有绘图，但绘的不准确，完全没有使用价值。又如，他在著此书时，只发现一面原始形态铜鼓，那就是“东京盖列特Ⅱ号鼓”。因为仅此一例，他没有把它塞到别的类型中去，也没有单独列一个类型，而是老老实实地在介绍完第Ⅳ型鼓之后，将它作为奇特的鼓单独介绍。从其描述来看，这面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万家坝型鼓，或者叫“先黑格尔Ⅰ型”鼓。但是，他指出，这面鼓告诉我们，在纹饰装潢上和造型结构上的那种令人惊诧的情况，如果在日后新发现的材料中再度出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其次，赞赏黑格尔对铜鼓的科学分类及对年代、产地的推断。黑格尔运用自己丰富的器物形态学知识，把他当时所知的165面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4个主要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他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鼓的地理分布不同。Ⅰ型鼓大都在中国南方各省，还有一些出现于东京(今越南北部)和马来群岛。Ⅱ型鼓，他只知道分布在中国东南各省。Ⅲ型鼓出现于英属缅甸的红、白克伦。Ⅳ型鼓人们还只是在中华帝国这块土地上发现它们，明确把Ⅳ型鼓称作中国鼓。黑格尔对铜鼓实体的测量、花纹图案的传拓和临绘、金属成分的测定等，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托人对17面铜鼓进行了化学分析，包括原已做过的2面，一共19面，作了19项分析。分析的结果，铜鼓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还有铁、锑、锌、银等。为此，他证实所谓青铜鼓，金属成分除铜之外，还有锡、铅等其他金属，因此黑格尔把它们称之为金属鼓。他在书中开辟了“铸造工艺”一节，谈到他通过对铜鼓外形的观察，推测铜鼓铸造工艺有泥范法和失蜡法两种。他通过对加尔各答印第安博物馆馆长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son)询问有关克伦鼓的制作工艺，了解用失蜡法铸造铜鼓的过程。现代使用铜鼓的习俗是解开古代使用铜鼓习俗之谜的钥匙。黑格尔在一百多年前已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深入这些民族地区的旅行家的记录。比如他说到Ⅲ型鼓，推测可能还在掸邦或者上寮一带存在；还有一些出现在曼谷，分属于该国国王，部分分散在各个寺庙，它们也毫无疑问来自上寮和掸邦。这就是他研究旅行家们实地考察资料的结果。他说，虽然有大量的消息说明在那些地方至今还在生产这种鼓，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更确凿的事实，相信未来的旅行家将会以更大的热情去证实这一点。谈到Ⅳ型鼓，他说，我们还应注意云南和四川南部地区，那里正是扬子江大弯经过的地方，今天独立的倮倮族就生活在那里，可惜旅行家们有关这一地区的消息太少了。他主张将来还应从这个省去寻求当地已存在的大量的鼓。欧洲旅行家虽然常常谈起四川西部和云南，他们从没有提到有关这些鼓的任何消息。黑格尔自己已感到，仅凭来自欧洲的文献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苦于当时的条件，他本人无法来东方考察，为此他不得不哀叹，他离出现铜鼓的那些地方是“多么遥远”。黑格尔在书中还说，如果有人要问他，在研究这类金属鼓问题中，还有哪些是他未能如愿以偿的东西?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类鼓在地域的分布上为什么会这么广，已超出马来群岛，直至新几内亚。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研究者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迈一大步，才能通过不断积累的新材料，更完美地解决那些难题。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过来的。通过不断积累的新材料，现在对铜鼓的分布地域、分区、分类更清晰、更明朗了，一道道难题已逐步解决。但是“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不断攀登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 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