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漫谈》

我是沈从文的乡人。此话不无自豪，似乎挟带着某种认知上的优越感。事实上，我至多只因去过两次凤凰县而多少摄取了一点湘水流域的风貌。湘地战国属楚，唐属江南道，宋为荆湖南路，元、明属湖广行中书省，清置湖南省。东北一角河网稠密，以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形成扇形水系。按现代交通路线的便利，从省城长沙乘短途列车至吉首市，转乘当地人私下经营的客运小车大约2.3个小时就可靠近凤凰城的外围。这城，是小小的城；四面浓密暗蓝的丛林圈在湘西靠贵州省的这一角，便是沈从文“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的故乡——凤凰山城。

不胜其烦地指点出这边地山城精确的地理位置，并非游记的惯常笔法，而实在是认识沈从文的一种必要：从未有人脱离了这边地远城谈有关先生的种种。毋宁说，先生比此地盛产的其他诸位文曲星（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等）更不可分割地与故乡连成了文学地图的条条行路。哥德说过："民歌之所以有价值者，全借着它们是直接从'自然'得到原动力的。"先生的作品，无论涉笔何种人物，起笔多照例是一番地理勾画，风物描写。难怪李健吾在《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中说“在《边城》的开端，他把湘西一个叫做茶峒的地方写给我们，自然轻盈，那样富有中世纪而现代化，那样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而又风物化的开展。他不分析，他画画。”“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棓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这番边城里一章三节重章迭沓进行的环境描写，奠定了故事叙述的一种充满诗意、缓慢的节奏感。像一个美丽而封闭的起子，故事必定在这样背景恬淡的空间里进行。那一段段口气平和，如述家常的交待，勾起了读者想象的起始，显出了不同寻常的真实感。

故事从开篇到第二章第五节以前所叙述的都是以“现在”为起点的两年前的琐事：老船夫所惯于的乐善好施，翠翠凄苦的身世，掌管水码头的顺顺和他两个惹眼的初长成的儿子以及端午这日翠翠和傩送老二的初次见面。然后是这离奇的“两年日子过去了。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所含蕴的情意的升华空间。

船老大顺顺的这两个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兄弟二人同老船夫的两次简单接触，其间的对话显示了兄弟二人性格的不同。大老老成实在，一番关于翠翠能否胜任妻子责任的担忧固然真心，却也让老船夫不快“又愁又喜”。二老则机灵谦虚地把老船夫当德高的长辈吹捧了一番。老船夫对这个孙女婿人选显然满意的很。王德威在为沈从文辟章时，说“细加分析，可以发现沈氏的一枝笔，写景，叙事，抒情，都颇灵活；对话呢，差堪称职，未见出色；可是说起理来，就显得钝拙。”沈从文的小说从不以源自西方的精密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他平生对强要给他小说安置主题的批评家也似有愠怒。不然，序言中也不会出现“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这样的语词。他的作品，确如文学史家的定论“浓浓的地方色彩，淡淡的时代投影”。外界的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的变革很少成为他小说的描述对象。他执意诠释的是被他诗化了的小城的人与事，是他自己的“心”与“梦”。

故事若照开篇发展下去，似乎少了一些曲直。于是，一桩牵扯经济关系的强势婚姻关系渲染开来，成了故事的另外一幕背景，也为翠翠纯真的心里投下了一缕影子。可是她毕竟阅事尚浅，因此“且轻轻的无所谓的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那种忧郁是淡的。沈从文曾经在给张兆和的信笺里谈及过《边城》，口吻是随意而不太满意的。边城是精致的爱情赞歌，没有《渔》中那样关于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关怀。而《边城》在沈从文的创作生命中又的确伫立成了一座特别的里程碑。他在自传中说“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李健吾）先生的批评来说，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因为它外在的表现形式是纯美的诗语和清新的意象，即使生命消散也是隐匿而不骇人的。所以李健吾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初读之下才会如同看到一个幼齿的孩子般那样欣喜欢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

沈从文写作《边城》在1931年，此时他和张兆和佳话般的爱情已近完满。他所记叙过的早年的感情生活似乎只有自传中的《女难》一段。那是他17岁左右的时候，做着每月薪金十六千的收税员。一个白脸的男孩子给这个忠厚的“乡下人”留下了关于他白脸身长的姐姐的美丽念想。据沈从文回忆，他正如同《边城》中的两个男孩子一样“不要碾坊要渡船”。对于来攀亲的几门富裕的远亲就曾说过和二老一样决绝的话语：“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照自己的计划作去”。最终，他以为将要不朽的情诗通通成了一笔杳无音信的债务的代名词。他自己寻思，如果不是这番“女难”，他大概就走向娶个当地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做了地方小绅士的公式。所幸这种让人身心备受折磨的感情，他决定离开湖南，去到了北京谋生。

翠翠因为埋下了对二老的一颗情种，因而不能再接纳另外的男子；因为爱上了这么一个美丽而招人喜爱的男子，心里才会升起不得遣返的忧郁。这样的透明美丽的翠翠，大概是每个男子心中所梦寐的。又或者是沈从文对那个白脸长身的女子一种一厢情愿的怀想。

故事就这样牵扯不清地延宕。徐柯的《清稗类钞》里记载苗人婚嫁，“粤西、滇、黔之苗之订婚也，先于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相昵者。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且相偎抱。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

而反喜者，谓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恋爱自由的风气在这样的边地是贯彻得很彻底的。所以团总家的攀亲没有按照功利的逻辑轻易得逞，两兄弟开始了貌似公平实则结局没有悬念的竞争。翠翠爱的是二老，大老却为何还要同弟弟比赛走“车路”？这就是边地的可爱。不是如中世纪骑士决斗的你死我活，不是都市男子的怯懦让步。而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蛮的基因。湘方言里的“蛮”通常不光是“野蛮”的意思，还有一种执着，一种“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热情。沈从文就曾对黄永玉说过他为人三准则，其中便有“拿起了就放不下”的那种蛮。

年轻人精力充沛，感情满溢。老船夫却再也禁不住几番折腾。他怜悯翠翠的身世，想起自己刚烈的女儿，尽是对翠翠的疼惜和担忧。清代笔记中记载“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作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而仍喜嬉游也。”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屯戎军人私下相结，怀了翠翠。恋爱的开放可见一斑，而这开放却不是滥交。军人因则翠翠母亲怜悯孤老，下了死意。而大老的死亡则是命运横插的一杠子。沈从文语“乡下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这命运所摊牌的一份”？是自怜也是认识。从边地到京都，沈从文看到是异质文化的对抗。这城里人觉得“古怪”的边疆恰好确实沈从文的精神源泉，那狭懦庸碌的都市是沈从文终身排斥的。他的事业转向，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他和早年朋友丁玲的公案，几乎全是“乡下人”性格的一种必然。

大老的非自然死亡，成了故事实际脉络的终结。感情并未再发展。故事的拖沓不前和老船夫的生命滞留形成了一种呼应。可怜的是痴心的翠翠，她不明白沈从文如何把一种原本不相干的忌讳加在了她的身上。老船夫被潜意识地认定同大老的死有牵扯不清的联系，原本爽利的二老也私下以为如果老船夫利索地对婚事有个表态，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老船夫内心的忧虑没有人去解读，地方上层人物向来在政治和婚姻上两相结合，而翠翠却是个孤女；即便两位男子都争抢这渡船，年迈的船夫又如何可以强力对这场争夺有了决断。他满心希翼命运会有个妥善的安排。这种命定的观念是非宗教，很朴素的。老船夫去世后，照顾翠翠的正是当年被翠翠母亲冷落的杨马兵。这种循环流动的无固定的人事之美，正是沈从文一贯欣赏的“美丽总是愁人的”。

“其人其文，亦慈亦让”这句墓志铭可谓定评。沈从文创作的全部根植于他从家乡边城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濡染的品格和性情。鲁迅的创作，虽然也时时透露出故乡绍兴的影子，却仅仅只是一种熟悉的因果联系，是背景而不是前景。沈从文虽没有鲁迅那样对人生犀利的洞察和剖析，他却自得于他的不追根究底“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如黄永玉所说，“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能还夹带一点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