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颓废这一点上,德国人从来没办法比得上英国人。当英国人拍出像《猜火车》那样的电影,出产托比·利特那样的小说家的时候,德国人还在《再见列宁》,而写《香水》的聚斯金德更多借鉴了法国人的古典场面。这情形,和六十年代并无明显的出入。那些年头当仁不让还是摇滚乐和麻醉品的天下,尽管比披头四和滚石晚了好几年,可平克·弗洛伊德一出来,做的俨然已经艺术摇滚。
德国人在艺术和文学上都放不下架子,因为太沉重的过去。他们将永远被不断复发的心理后遗症和并发症折磨,病的根源是第三帝国。
《杀心萌动那一年》给我的感觉也大抵如此,一个来自1968的故事,嬉皮外套下面贴着审判信条:圣尼古拉节的傍晚,柏林大学的某大学生从美战区电台听到曾经判处230人死刑的纳粹老法官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那一刻即萌生了杀念,决定手刃该名老纳粹,为死在其判决下的好友之父、曾在纳粹统治期间救助过许多受害者的人道主义人士格罗斯库特医生报仇。此人相信,血债是要血还的,而非什么“爱和和平”——这条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躺在床上向西方媒体唱出的口号(确切来说,是“要***,不要作战”)在他看来只不过“新的宗教诱惑”而已。作者借此清晰地表达了和其他欧美国家的同时代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因为“你们不是来自全欧洲最为蒙羞的土地”,所以决无可能明白为什么一个性情温和的文学系大学生不好好学文学,却决定为了信仰和正义而实施一项杀人计划。
小说的结尾在我看来也是很德国的:纳粹老法官最终死于心脏病,而非大学生的枪下。换作英国人或美国人来写,肯定就是一串儿子弹。
有必要交代一下作者的背景:德里乌斯被认为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1943年出生于罗马,在德国埃森(离原来的民主德国很近)长大。曾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和工业大学,获德语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成为一名独立作家,除了小说与诗歌,政治评论也写得非常精彩。他前半生的生涯当中,相当耐人寻味的经历是参加过“Gruppe 47”的最后一次聚会,这仿佛和他后来的作品走向相当不符。二战后,历史负债一度让整个德语文学陷入严重的虚无,作家汉斯·里克特和艾尔弗雷德·安德森组建了社团“Gruppe 47”(成立于1947年,因得名),试图以反威权、反***和反政治的姿态和做法引导一批青年作家避开现世,到前卫文本的写作当中寻求安慰。君特·格拉斯也是其中的一名成员。但是“Gruppe 47”很快被反对声冲垮了,在“六八”到来的前一年即不再举行公开聚会,原因很简单:当时当地,怎么可能做到对政治不闻不问?
《杀心萌动那一年》出版于2004年,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进行,说是一份供状,更像极一场独白心理剧,叙述者身上有着很多德里乌斯青年时代的影子:理想化、敏感、执着。怀着对正在被诅咒中僵化和荒芜的这个国家的情感,他一边筹备杀人计划,一边着手收集资料,想要写下格罗斯库特医生的生平,想要让人们辨清和记住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甚至相信这样会使生活信念重新确立起来——是的,勇敢的人不应该被胆小鬼惩罚,高尚的人不应该被卑劣者谋害,我们对生存的全部诉求,不过如此。所有在伦特纳咖啡馆前为希特勒欢呼的人,你做过了,就没法抹去这道耻辱。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14:30:56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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