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十册）《方晓读书笔记：隐士•道德原教旨主义》

在中国，真正的隐士是受尊崇的。隐士们也有一种道德标杆，就是和现实连接的紧密程度。

这种判断，远在尧舜时代就开始了。

唐尧到山西拜访许由，要把王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接受，逃到颍水之滨，箕山之下。唐尧又说：“禅让不受，做个九州长吧。”许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奔至颍水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不幸碰上巢父，看见许由在洗耳朵，问他缘故，许由说：“尧要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

许由自认是清高的，政治是肮脏的，许由甚至连听到都觉得受不了，一定要去洗耳朵。

巢父立刻觉得这河水脏得连牛都没法喝，牵去上游，并痛斥许由：“你如果居住在高岸深谷，不相往来，谁能找到你？你本自浮游于世，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你洗耳朵的水会污染我的牛的嘴。”

自己标榜的高洁，居然被人戳破，之后不曾听闻许由的消息，也许就此呕死也未可知。

许由让天下，伯夷、叔齐让国。

伯夷是长子，叔齐是三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就让国给伯夷，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王，跟着遁去，两人逃到周文王的地方居住下来。武王即位，开始出兵讨伐商纣，两人试图螳臂当车，拉住马缰劝谏：“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开始打仗，能说是孝顺吗？臣子杀死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手下要杀他们，太公望说：“这是仁义之人” 放他们走了。

武王平定殷商之后，天下归顺，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可耻的，因此坚守气节，不食周朝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菜。

好好的隐居，可惜经不起村妇轻轻的一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虽不食周粟，这薇菜难道就不是周薇？”这样的深刻，终于饿死。其实，问题还有很多，他们背弃祖国（孤竹），难道就是孝？纵容商纣，难道就是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伐纣难道不是忠于民？这不是本篇主旨，搁下不提。

这两个典故里面的要诀，就是道德至上，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食薇，拥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已经可以称为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原教旨是没有顶的，被巢父、村妇一推敲，立刻土崩瓦解，简直可以关进异端裁判所。

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表现，轻度的是唯道德崇拜。道德，比如廉洁、孝顺、友恭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旦把这些标准无限拔高成为唯一得标杆，就会把道德（廉洁、孝顺）等同于能力，不道德（贪污、不孝）等同于无能。

贪污、不孝者固然不道德，然而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上位有时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一来他觉得自己廉洁了、孝顺了，所以做什么都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二来廉洁的人自己没有欲望，往往觉得别人也没有欲望。这样说貌似有些不公平，且待将来慢慢分解。

道德崇拜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作秀。最高级的叫做禅让，传自许由，一代代的依样画葫芦，王莽、曹丕、司马炎…被禅让者一定要三番五次的推让才显得不得已，禅让者战战兢兢的五次三番表明诚意，这种皇帝的新装，直到宋朝，几乎每次朝代更替都少不了这一番表演。

低一级的是隐居。作秀和真隐往往不能分辨，因而出了山，做了官，就不配称为隐士，而且还会受人讥笑，称之为“东山”、“钟南”，孰不知太公望、诸葛亮，特别是谢安，都由隐士而庙堂。

道德崇拜的第三个后果是官场失意者崇拜，官场失意就意味着道德高尚，道德高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治世能臣，为奸臣所冤屈，比如屈原、贾谊，要不就是千里马，无人识得，比如曹雪芹、蒲松龄。其实这些人真的上了位，又能如何？苏轼就曾批评贾谊说：“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容后慢考。

深度的是自虐崇拜，因为自虐就等于道德。

伯夷、叔齐让国，陈仲子让相位。

战国时期，陈仲子的哥哥是齐国相国，仲子以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逃到楚国，夫妻俩靠织布、编鞋为生。穷到三天没饭吃，耳朵聋眼睛瞎，爬着去吃井沿上被虫吃了一大半的一个李子，才恢复听觉和视力。

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杀鹅给他吃，当他知道这是别人送给哥哥的鹅，出门就吐了出来。楚王闻名，想请他为相国，他又和妻子逃走了。

陈仲子大概是饿死的，战国时期他的名声并不好，孟子把陈仲子比作蚯蚓，荀子、韩非子更看不起他，《战国策》里面还记载赵威后，就是《触龙言说赵太后》里面的那个赵太后，向齐国使者问起齐国的国情时说：“陈仲子还活着吗？这种人上不听命于君王，中不能交友诸侯，下不能治理家业，把百姓往无所事事的邪路上引，齐王为什么还不处死他？”

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征辟就是由朝廷或高级官员直接选用名望之士，察举则是由高级官员推荐，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有方正、孝廉、文学、秀才等科，其中孝、廉最为重要，以至于察举统称为孝廉。总之一句话，做官靠的是名望，既然靠名望，那么免不了就有人作秀。

在这种作秀的风气下，陈仲子这种苛求自己的态度就逐渐成为正面形象，后来被皇甫谧编入《高士传》。

桓温读《高士传》读到这一篇，把书扔掉，说：“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怎么能如此苛刻不近情理的对待自己呢？

当然，骂的是陈仲子，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名士们，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孔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也是一例，本书亦当以此眼观之。

我还是比较欣赏《古诗十九首》，“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人生一世，贱如草木，何苦还要自己虐待自己。桓温此言，深得我心。

毫无疑问，自虐是自由，而且这些人对信仰的执着，令人深敬。正如韩愈所说，坚持主张，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举世非之而力行不惑，已经是很了不起，何况是伯夷这样穷天地、亘万世非之而不顾。

然而，宣传自虐是可耻的。道德标杆既然竖起，后人就不得不层层加码，自己虐无可虐，只能虐妻虐子，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附属物。王祥把脑袋升过去让后母砍不算什么，郭巨埋了儿子要省下吃喝给母亲，还有邓攸弃己子活弟子，活生生的人，就被当成了实践道德的牺牲品。

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既然学无可学，那就索性不学。雷锋光芒万丈，既然一辈子做好事实在是做不到，那索性不学了。不要说一辈子做好事，就像广濑淡窗那样日行一善，也是不容易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