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苏童《河岸》的起点和落脚点

厘清认识是起点，补写民族史是落脚点。

如果你认真回忆一下，便会发现，苏童的小说中历来没有英雄形象。《河岸》这部小说也是这样。英雄，在我们的民族，历来是被曲解的对象——无上的地位、无暇的人生，难以担当的担当被民众强加。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让我有理由相信，《河岸》延续了苏童深思熟虑或无意间形成的一贯作风，从《我的帝王生涯》中的帝王，到《碧奴》中原本神话传说般的人物，没有被塑造成英雄，他塑造的只是人罢了，其实我们更需要“人”，我们必须对“英雄”进行祛魅，在《河岸》中苏童便对邓少香烈士进行了祛魅处理，这是苏童具有清醒认识的一个明证。我们的文化、政治传统中有很多英雄的形象，他们带有神话的色彩，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对英雄的经验，常常令人把英雄上升到神的角色：比如夸父，比如帝王的天子论——以此使英雄人物附着无限的能量。在民族发展的进程中，一些领袖和英雄常常被民众赋予神格。对于历史，特别是大多数人尚没有达成共识的“文革”，下笔意味着蹚浑水或者厘清大众认识，这对于苏童而言倾向于后者。无论《河岸》成败，提笔写作时面临的都不仅仅是叙事层面的冒险，更多的是认识层面的——民众将能否接纳。这是《河岸》的起点之一。

在拙文《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中，笔者提到苏童《河岸》是以个体意识，个体担当看待历史。这是苏童在用21世纪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书写“文革”，这是当代性的表述方向，《河岸》由此触及“文革”事件的核心——个体意识的丧失。不少类似题材的作品也触及本民族这段历史的核心，但它们没有把“文革”作为本民族的命运来看待，而是看作部分人甚至某个政党的曾经过失，用以佐证、批评，进行反思。批评和反思，无疑也能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爱，显得清醒和理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须臾不可忘记，我们是本民族的一员，将来历史构成中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哪一个个人可以推动或阻止历史的进程，历史是民众自己创造的，我们的民族史需要的是一个心态健康的书写者，不歌颂、不回避、不鞭挞，而是还原——还原处在历史事件下的活生生的人和历史的面貌。遗憾的是，纵观当代文学长篇小说，你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作品。从《河岸》的这一落脚点来看，《河岸》是比《芙蓉镇》等诸多作品，更有意义、表达更完美的作品。

人伦关系是起点，文化、政治的承继关系是落脚点。

《河岸》是以人伦关系作为起点之一的。小说写到母与子、父与子、夫与妻，以及其他的诸多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诸多社会关系中选择人伦关系作为小说的起点和重点，与政治的承继关系构成暗合，并最终落实在了政治的承继关系上。小说在母与子的关系中展开，但小说的整个上半部分，都是在抒写人伦关系毁损。父亲与烈士邓少香的母子关系存在诸多令人生疑的地方。库文轩是邓少香的儿子？确实值得怀疑。确认库文轩，是以旁人对屁股上的标记作为依据的，而孤儿院有胎记的少年不在少数，库文轩屁股上的胎记更近似鱼形，孤儿判断他是烈士的儿子，这指认变得可疑。所以，与其说苏童实在构建这一母子关系，不如说是在使大家多生出几分疑虑。夫妻关系随着调查组宣布调查结果，也随之毁坏，这使得夫妻关系也让人产生怀疑。库东亮肯定是他母亲的孩子，但随后母亲也不愿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母子关系随之损毁。唯一没有被损毁的，是库文轩与库东亮的父子关系，也正是因为父子关系没有损毁，《河岸》才有了一个客观的、值得信赖的叙事起点。“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暗示了小说的暗示了小说的起点，将“我”划进故事的同时，也将“我”划到了旁观者的席位。叙述者“我”（库东亮）和历史保持了亲切的距离，五味杂陈，但毫无怨尤。

邓少香烈士的纪念碑和雕塑，具有符号性。小说不是为了写邓少香与库文轩的母子关系，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文化、政治上的承继关系。邓少香，是我们文化、政治传统中的英雄（神）符号。与其说库文轩是她的儿子，不如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一文化、政治传统的儿子和信奉着。正是因为库文轩一代直接承继的是上一代的文化、政治体认，所以，把库文轩逼向河流，是其时大众的集体意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库文轩自己的意志。库东亮和库文轩的父子关系是没有遭到毁损的，库东亮的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用今天的眼光看，父亲的形象愚昧而悲惨。也正是因为这份父子关系没有被损毁，使得库东亮摆脱对英雄（神）所指向的纪念碑——邓少香的精神力量辖制，因为眼前的父亲即是活生生的一个悲剧人物。库文轩一代人，从人伦关系继而从政治的承继关系中获得过荣光，而库东亮从父亲那里承继的是流放者的命运。这样，库东亮一代重新思考体认人伦、文化、政治关系有了可能。个体意识在新情势的威逼、强迫下在库东亮的成长中扎下根。在这段民族史中，大众的觉醒，新人、新意识的出现以残酷的、惨痛的一代人的牺牲为代价。

成长是起点，寻找是落脚点。

如苏童接受记者采访所言，倘若读者不能记住少年库东亮的形象，《河岸》就是失败的。苏童在《河岸》中对库东亮倾注了大量笔墨，他不仅仅是小说的叙述者，更是作品真正意义的体现者。而这，体现在成长这个起点上。小说写库东亮的成长，贯穿于小说上下两个部分，尤其下部分库东亮、慧仙是小说塑造的重点人物。库东亮的成长可以与库文轩构成对比。库东亮承继父亲的政治身份，被流放；库文轩承继邓少香的身份获得过荣光。库东亮与文艺红人慧仙是暗恋者与被暗恋者之间的关系；库文轩与当时的文艺红人库东亮的妈妈最后是夫妻关系。在文本意义上，这绝对不是巧合。人伦关系本身是这部小说的起点，而这两组人伦关系更是两代人命运的注解。此外，两个女性也存在可比性。慧仙因为扮演李铁梅而走红，但不喜欢自己的扮演的人物，她说：“我烦死李铁梅了！”，事实上不曾是政治上的受益者；库东亮的妈妈，对自己荣耀的时光充满留恋，对政治盲目而狂热，尽管不懂“阶级异己分子”是什么，但一旦打开麦克风便充满激情，因为她曾经是政治上的受益者。衬托可以使两代人的形象都变得突出。苏童的本意，我们不难看出，历史背景以及父亲、母亲，也只是一个背景，一个成长的背景，只不过这一次玩得大，绕得远一些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部健康心态的民族史，不可能是建立在父亲、母亲的视角上，只能建立在新一代人成长的视角上，所以，小说《河岸》的整个下部分偏离了大部分读者的认识和阅读经验——偏离了大众的接受经验。由此，可能会带来传统认识持有者的不满。倘若读者确实认识到成长是小说的起点，便不难理解小说的下半部分为什么没有延续上半部分一气写到底。

苏童没有取悦读者，成长是小说《河岸》的起点之一，而寻找是这个起点的落脚点。寻找体现在对母亲的寻找、对自身身份的寻找上面。库东亮上岸，是为了寻找母亲，可是那个叫做母亲的人，又把他赶回了河上。慧仙是个孤儿，她也在寻找母亲，但在那个时代，母亲对于慧仙更像一个迷。库文轩看似抱定了母亲，其实他也在寻找母亲，证明自己是邓少香的儿子。母亲已经符号化了，成为邓少香塑像、烈士纪念碑，母性的本来成分已经消亡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神）的抽象成分。对母亲的寻找，是对母性的寻找，这正是在寻找人，在呼唤情感，在确立个体意识的价值！找不到母亲，便难以确定身份，库文轩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库东亮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慧仙也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母性，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情感，当母性在大众视野消失的时候，人伦关系毁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寻找和修复又显得多么紧迫。小说在一开始便向我们展示了母性和人的力量，与其说苏童是在给英雄祛魅，不如说是在塑造伟大的母亲和活生生的人。邓少香被宪兵围住，知道难免一死，在就义前，她要求送孩子走，还亲了自己的孩子一口，此外，她当心的是自己的死相是否难看。邓少香并不是作为英雄的标本存在于小说，而是作为母亲、作为人的形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