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的前世今生《幽默地说真话》

虽然一点也不懂戏，但我喜欢这本书。

它有两个特点：语言风趣、敢说真话。

语言风趣多体现在评男女关系的戏，比如写朱买臣和楚昭公的那两篇，把夫妻关系换算成某种利益考量，有些煞风景，却也真实。

敢说真话则篇篇可见，哪怕有些只是只言片语，但一看就知道作者用了力气在里面，比如几乎每篇都有对现代人按照意识形态“狂妄”改戏的批评。

最喜欢《杨四郎的伦理底线》一文，文章提出评价历史人物所应依据的标准——超越政治国家利益之上的普世道德，十分大胆！

将个人的或团体的利益与道德区分开是很容易的，但要将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从道德中剥离开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作者借《四郎探母》来讨论这个问题着眼点非常好。“《四郎探母》的男主角杨四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从汉族的立场上看也很不爱国。但是杨四郎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框架，而且，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构起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一框架中，“义”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老百姓的集体判断力真是不简单，杨四郎的内心冲突和复杂性被他们朴素地理解着、喜爱着。这本书成功地向我这个戏盲推销了《四郎探母》。

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除了观戏心得，还有一点“思想文化方面的努力”——发抉包容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情感表现、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且探讨它们对于人生的积极价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做这种努力的同时，不仅扎于传统，更融入了现代思想。如《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一文，作者从人心大快的大团圆式的尚方宝剑斩恶戏中，觉出了普通百姓脖颈上的飕飕凉意——“尚方宝剑用来砍老百姓的脑袋时一样犀利或者更犀利”。由此谈出“尚方宝剑这种东西，本身就具备了超越任何法律制度的权限，它生来就是让手握它的人为所欲为的，它意味着一种不需要任何程序并且没有任何制衡的超体制的法律处置权。”而更危险的是，尚方宝剑的这种不合理性被美化成“老百姓的救星”。

什么样的社会里，人们期待尚方宝剑？

时至今日，我们仍欣赏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故事，希望将冤屈上达天听。即便在陕西汉中杀狗这件事中，也有人说，某某在陕西出访，他是否知道这件事。

正常渠道堵塞，诉求无处解决，才会激发出人们跨越式的幻想。可是，你怎么能指望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农民工？

敢说真话，并且把真话说得美好而有道理，此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