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子的近道《暧昧不明——具有日本特色的个人主义之路》

2007年，大江健三郎作为唯一评委，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第一届“大江健三郎奖”颁给了长嶋有的长篇小说《夕子的近道》。长嶋有在得知自己获奖后表示很惊讶，因为他事先甚至连一本大江健三郎的书都没读过。

在本书的前言后序中，对该书获奖的原因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解读。译者称，“这本非常日本式的小说获得了通往世界的普遍性”。他甚至感叹，自己在“夕子的近道”上邂逅了大江健三郎。

作为读者，我不无惭愧地承认，虽然很认同大江健三郎的为人及观点，但对于他的小说，完整读过的只有几个短篇。因此在“夕子的近道”上无法与这位诺贝尔奖得主邂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以下且谈谈自己的一点见闻：

即使是经常看日本小说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难免会感到不适。作为故事叙述人的“我”，全文中几乎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说过一句话。“我”绝大多数的表达，都是跟在别人的话语或行为后面的附议。而且作者完全没有明确告诉读者，这些表达当中哪些是有声对白，哪些是自言自语，哪些是心里活动。作者甚至没有明示过，这些表达的主语是谁。于是，凡是主语不明的表达，只能悉数记到叙述人“我”的头上。如果说村上春树是绞尽脑汁为读者编织赏心悦目的语句，那么长嶋有便是千方百计为读者的阅读制造别扭。《夕子的近道》和村上春树的许多小说一样，都以刻画群像见长。不同的是，村上春树希望你在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多少见到自己的影子。他笔下的角色，简直都是为了随时方便读者自我代入而存在。而在《夕子的近道》中，作者吝啬到连主人公“我”都舍不得让读者代入。作者利用暧昧不清的表达和主语，彻底打消了读者自我代入的兴趣。“我”始终跟读者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就如同跟书中其他角色保持距离一样。“我”自始至终是个局外人，用前言里的话说，是个“稀人”，即存在感稀薄的人。

译者认为，夕子的近道（书中的夕子发现了好几条没人留意的近道）代表了一种“对当代社会追求效率性原则的批判”。我未能十分看出这层意思。如果要表达这层意思的话，题目何不干脆改为“朝子的木箱”（夕子的姐姐朝子一直在狂做木箱）？我认为，夕子的近道想要表达的是，每个人有自己心目中的“近道”，自己的近道，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远道，甚至死路。但是每个人的近道上也有各自风景，也许一直令你费解的答案，就藏在在别人的近道上。

日本是典型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集体主义精神至上的社会。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社会的多样化，新一代日本人身上的独立气质逐渐增强。虽仍有别于西方人崇尚的个人主义，但在某些社会亚文化圈中，已经达成了，或正在达成“和而不群”的中庸状态。例如在书中的西洋古董店周围，聚集了形形***的人物。其中即有处于强势地位的店主、房东、爷爷，也有相对弱势的打工仔、房客、孙女。然而一方面弱者并非完全生活在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另一方面强者也并未摆出君临天下的架势，或者说自知即使摆出来也没用。

我且为围绕在西洋古董屋周围的人们总结两点特征：

1、没有绝对的主次、强弱、高低之分，每个人都本本份份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并对别人的生活抱以恰如其分的关注。

2、人际关系是非固定的，灵活的。任何人随时都可以选择跳出这个圈子，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样的社会关系，显然同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阶级社会大相径庭，却又似乎更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而在这场对传统社会关系解构的过程中，借助的并非全然是西方的思想浪潮，日本人的看家本领之一“暧昧”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难想象，作者设计西洋古董店周围的这群人极尽暧昧之能事，除了日本人性格使然外，更重要的是充当了解构过程中的催化剂。个人姿态和人际关系的暧昧不明，为保持个体的灵活独立提供了屏障。作者便是以这样一种充满日本特色的方式，在笔下勾画出了和而不群的理想社会状态。

最后谈两点不满之处：

书中随处可见暧昧的氛围。然而有时制造暧昧的方式略显呆板刻意。

全书充斥着不少轻小说中常见的俗套桥段，使我经常有在看日剧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