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喜鹊《“狂人”何三坡》

何三坡是个狂人。

他说季羡林还不如一只青蛙，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说中国文学是世界一流。去年，他出了一本叫做《灰喜鹊》的诗集，一本定价98元，打算卖上100万。

有人说他“狂妄”，他说：“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

这个土家族汉子住在北京，今年45岁，依然像刚到而立之年——体格清瘦，剑眉浓黑而上扬。在一张让他甚为满意的照片里，他穿一件领子僵硬的夹克，歪着脑袋，拧着眉毛，眼光像一个愣头青那样倔强而凌厉，仿佛正在面对一场忍无可忍的挑衅，随时就要动手反击。总之，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土匪。

从何家寨到北京

“北京的天空像一块脏兮兮的灰布，到处是呆板的水泥房子，马路上烟尘弥漫，仿佛一座巨大的农村。”何三坡这样描述他初次看到的首都，当时，他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两个同学蹲在火车站门口，“心里感到绵延不绝的失望。”

那是1989年的初秋，何三坡25岁。他从贵州凯里坐了48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上学。在此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凯里这座黔东南小城里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正当他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忽然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那趟夜晚出发北上的火车上，何三坡如蒙生活的大赦。如果他在火车上回忆过去的时光，他必定会想起贵州德江一个叫做何家寨的村子，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

上世纪60年代末，何三坡刚刚记事的时候，他的家门时常在夜里被撞开。一群人冲进来，当着孩子的面，把他的父母抓走批斗。何的父亲是县城里来的体育老师，会打篮球和写歌，母亲非常美丽。后来，他们双双死在那里。

1982年，何三坡在何家寨长到18岁，成为一个民办教师。在这一行干了不到一个月，出于某种好奇，他一门心思想看看当兵的都是怎样的人，于是跑去参军。他被分派到贵州凯里某个偏僻的山里，那儿满山遍野生长着茶树，士兵看守着劳改犯，在山上采摘茶叶。在那儿他是文书兼通信员，负责吹起床号、写黑板报以及帮战友写信。

在部队那几年，何三坡开始写诗，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几百首诗，成为部队里出名的才子，为此获得了三等功的嘉奖。对于何三坡来说，军营里最大的收益，是化解了童年时代留下的阴影。

在这之后，如前所述，他去了北京。

北漂二十年

在艺术学院，何三坡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孩子气。他抱着吉他去上学，总想着怎么写出一个好故事，搞出一种特别的写法。“总是想出名，”何三坡说，“满脑子都是幼稚的想法。”

毕业之后，他自己开了个出版公司，希望每年赚1000万，结果赔本关门。揣着剩下的一万多块，何三坡跑到圆明园，跟一帮画家呆在一起。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片段：“1994年元月30日。深夜。大雪飘扬。一个年轻人踏着一辆哐啷乱响的自行车，从清华西门向福缘门方向狂奔，他的嘴里高喊着崔健的歌曲，双脚感觉有使不完的劲。这个年轻人要到一个朋友在福缘门村子里刚为他租下的屋子里去谋生。那会儿他刚从部队辞职，正所谓解甲归田，渴望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会儿，他叫黑子，是个诗人。”

那个叫黑子的诗人什么也不想干了，成天跟一帮穷画家胡说八道。画家们对他说塞尚、杜尚、毕加索、莫兰迪，他负责背诵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和卡尔维诺。其余的乐趣是喝酒和找女孩子玩。酒是一块二一瓶的燕京啤酒，吃饭的时候就自己煮点面条。“那种生活没有人觉得苦，你能找到生活和艺术的真乐趣，非常开心。”何三坡后来回忆说。

这样的生活持续两年后，他搬到了离北京城更远的十三陵，和老婆孩子住一起，种菜，养鸭子，直到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老婆不同意他自己教育孩子，要送女儿到市区上学。何三坡只好妥协，又开始做策划、出版之类的工作，养家糊口。

这样生活的结果之一，是让他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

燕山上的诗人

2005年，何三坡把家搬到了北京郊外的燕山，那儿有树林、灌木和湖水。他决心一辈子都在那里跟喜鹊、蜗牛和花草盘桓。

他说：“我现在最想成为一只鸟，在一株松树上安家，每天能与另一只鸟说说话。”

他写月光：“你提着裙子从后山上下来，树叶们在晚风中浮起。”

与此同时，何三坡开始写博客，没想到成为话题制造者。

2007年，他在博客上说，季羡林进言把孔教定为国教，是说昏话，然后干脆说这个国学大师连一只青蛙都不如。

2008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没什么思想，何三坡说这个德国老头子在盲人摸象，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文学多么伟大。

同年，何三坡出版诗集《灰喜鹊》，定价98元，扬言要卖出100万元。他说一本诗集不能卖得比鞋子还便宜。

这一事件成为2008年十大年度文化事件之一。不过，至今这本诗集并没有达成他卖出100万的愿望。

许多人觉得他狂妄而不可理喻，何三坡对此的解释是：“庄周狂不狂？他觉得万物与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没有谁比谁更牛。”

一天前，这位许多人眼里的“狂人”从北京回到凯里，这是他离开那里二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去。

“我的女儿要参加高考，怕她紧张，要回来陪着她。”何三坡说。

天使与门神同在

东莞时报：你本来在写诗歌，后来热衷于文学评论、文化评论甚至时事评论，这是怎样一种思想的转变？

何三坡：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城市里忙于赚钱，忙于喝酒，忙于恋爱，忙于见我想见的人。

没有关注过评论界的事情，只知道是一帮糊涂虫在瞎哼哼，无非是争名夺利，没什么出息，后来有一天，偶尔掉头看他们几眼，还是那帮帮糊涂虫，还是在瞎哼哼，死水一潭的样子。无聊得很。

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几句诗歌，于是决定不再沉默。闻一多的诗歌是这样的：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东莞时报：在诗歌里，你是一个童话般温润的人；而评论里，则极尽尖刻之辞。这种温润与尖刻，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

何三坡：诗歌是对美好的赞赏，评论是对丑恶的抨击，我也无法说清楚我身体里为什么会住着天使与门神，我总是用天使来伺候花草，让门神与魔鬼战争。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最好的作品在地下

东莞时报：中国文学世界一流，现在还是这样的观点吗？

何三坡：老实说，当初的说法过多的出于尊严，一个国家的文学被一个外国人骂得一无是处，居然没有一个敢站起来回应一声，这个现状本身是非常可笑和不正常的。我希望让这个外国人知道，这个国家不全是龟孙。至于中国文学是否果真世界一流？关起门来说这是一句大话。但是要是一句大话都不敢说，我们就未免太孙子了。

东莞时报：如果说好的文学受到了某种压制，怎么才能把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解放出来？

何三坡：在中国，文学一直是地下部队，从朦胧诗时代以来，它们一直像野火燎原，我们最好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在官方刊物上发表的。

今天，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文学找到了它的沃土。我相信它们正在这片沃土上冲锋陷阵。

知识分子的责任

东莞时报：从您的诗里看，您向往的是一种陶渊明式的生活？您对这种生活是怎样理解的？

何三坡：陶渊明式的生活其实是一种隐士的生活，田园生活，是一种尊重自然的生活，照美国僧人比尔波特的说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一生：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这是中国人给世界提供的一种最悠闲最美好同时也是人类理应追求的最高尚的生活了。

它是庄周的生活，是严光的生活，是林和靖的生活，是我年轻时代倾心已久的生活。我很庆幸自己在年近不惑的时候，拥有了它。你看到我的诗歌，不是对陶渊明先生的向往，而是我的现实。它是我的生活杂志。

东莞时报：对于当下的社会大转折，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

何三坡：我们遭遇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在这个时代，我总能听到我们的领导人在高喊文化复兴，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时候，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自然法则决定论者告诉他的皇帝：“自由放任”。

我想说的常识是，文化复兴的前提是环境的自由。而这个自由需要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去争取。

我曾经在一份访谈里谈起过：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但你知道，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好像大都胆小如鼠，只知道躲在书斋里睡觉，任由那些伪知识分子谎言欺世，帮忙帮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