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作为世界的美国》

今天，美国大选早已尘埃落定，新总统奥巴马已经走马上任，许下誓言要带给美国乃至世界人民一个新形象；华尔街遭遇全球化以来的首次经济重挫，雷曼兄弟破产后，整个北美乃至世界经济一蹶不振，颓势愈来愈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受到空前质疑，大家再次围绕要凯恩斯还是亚当•斯密争持不下……在这样的时刻，阅读《美国的迷惘》别有一番滋味，法国人莱维在美国的旅行与观察发生在2004年，一切今日的现象都还在孕育之中，然而，在莱雅所见所闻中，一切显得由来有自，一切看来，都不是偶然。作为一位美国的外国观察家，有欧洲文化为内在参照，使得蕴含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显得清晰可见，这既是一直以来托克维尔令美国人大感兴趣的原因，也是今日阅读莱雅的原因。在莱雅笔下，我们想象中异常熟悉的美国化作一个未知变量，一个巨大多变而又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初临东海岸的纽约，我们以为这就是美国，然正如近两百年前托克维尔的提示那样——纽约只是这个移民国家的起点，而美国横穿大陆，直到遥远的西海岸。对照地图来读本书，才会明白，我们想当然的“美国”是美国，然而美国还有无穷无尽的面向，我们需要亲身或者借助他人，对所有的看法，一一认证，逐个鉴别，否则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

2004年，应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莱维从当年托克维尔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启程，一路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最后北上回到出发点：从纽约赖克斯岛监狱到底特律的穆斯林社区，从艾奥瓦的阿米什人居住地到开阔的西雅图，从达拉斯的枪支博览会到爵士乐的故乡新奥尔良，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返回到美国的诞生地——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1620年，“五月花号”于此靠岸。在此期间，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狱警、死囚到牧师，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民主党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从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到新保守主义者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从街头妓女到曾经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到“文明冲突”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亲身观察与访谈的基础上，莱雅完成了这本《美国的迷惘》，作者强调通过现实而不是想象来了解美国，试图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或观察，并从日常生活或观点的辩论中、从汽车旅馆或高速公路上的伤感诗句中，发现丰富的思考与写作素材，在莱雅笔端，美国社会中最细微的差异与那些最基本的学说原则可信地联系了起来，这大致源于作者欧洲人的身份，可以说，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古典难题——温文尔雅的欧陆知识分子在辽阔、粗野而有富有朝气的美国土地上面临的窘境，莱雅用书写给了一份圆满的答案。

虽然风格散淡、文字挑达，本书却触及了当今美国社会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监狱制度及医疗保障、枪支管制、反恐战争、新保守主义以及非法移民问题等，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社会分化与人群区隔——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隔绝与排斥。离开时，新奥尔良遭遇飓风袭击，回首旅程，令作者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贫困，莱雅写道：“在自始至终的旅途中，我看到了美国的贫困。从波士顿的贫民窟到西班牙人的哈雷姆，从华盛顿特区的贫穷邻里，到比佛利山附近的街道，我在那里看到一个骑警在鞭打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我没有访问过一个没有这一阴暗面的城市。”像很多聚居区一样，新奥尔良是一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若不是飓风来袭让它成为电视新闻的焦点，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遗憾，对于置身事外者如我等来说，永远不会知道在美国这个第一世界里竟然还包藏着一个第三世界，甚至是层出不穷的第三世界，这是民主与自由的结果么？答案并非非此即彼那么简单，一路行一路走，现实与印象交织，莱雅的记述亦有序亦混乱，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自由与民主遵循它们的语义和理念的轨迹，在那里它们得到改进、充实，并且最终变形变质。在这一点上，本书实际上在一步步回应着托克维尔，1835年，托克维尔已经看到民主政治到来的不可避免，因此，他在研究民主的本性时，并不关注如何避免民主政治的思想，而是关注如何将它的祸害减至最低。

事实上，之所以命名为“美国的迷惘”，正在于这迷惘是美国人的，也是作者的，甚至是所有人的，身为欧洲人，莱雅并非有意要揭露美国的阴暗面，与老欧洲愿意不断怀念过去相比，新美国的确朝气蓬勃，忙不迭地要摆脱过去，自身不仅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从地理上割断了历史的联系，人们忘却了过去，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对意义的追求完全变得陌生，他们不能将现实与自身历史联系起来，意义、感觉、重量、严肃性似乎都被一一抽空了，生活失去了意义，变得浅薄，唯有刺激与一再刺激。这既是美国的问题，也是现代国家的问题，显得有点冷酷无情、违反自然，现代化“将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都彻底改变，重新铸造成买卖关系”。莱雅笔下的洛杉矶是其缩影，桑塔格笔下的纽约也是，安妮•普鲁笔下的西部牛仔是，雷蒙德•卡佛笔下的蓝领工人同样是。除了是一个实体国家的名称外，美国更是一个意义丰富的现代象征，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有千变万化的讲述方式，可以变换各样视角，更能强调不同侧面，但问题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作为罪恶与希望之所在，这个现代国家的象征让我们想起理性与政治的第一次交锋，以理性的方式来应对非理性的人类社会原本就不可能，连柏拉图最后也犹疑了，他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了国王，或是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统治者具备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我们的城邦、甚至全人类都将无法免于祸患。”最终，柏拉图愤然离去，“收拾起理性的工具隐入学院之中，把世界留给了马基雅维里”（李普曼语），然而，国家并未由此止步，它早已起航，并且往而不返。